唐诗发展历程、主要风格流派和代表作家

唐诗发展历程、主要风格流派和代表作家

一、初唐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1．“初唐四杰”：“四杰”指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的创作个性是不同的，所长亦异，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四杰”作诗，强调要有刚健骨气，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这种壮思和气势，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荡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四杰”所写的五律，尤其是王勃和杨炯的五律，也透露出一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这种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是构成其诗歌“骨气”的重要因素，

2．陈子昂与唐诗风骨：陈子昂是武后时期才登上诗坛而崭露头角的诗人，陈子昂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是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

二、盛唐开元、天宝盛世，唐诗全面繁荣。诗人的创作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前人所谓“盛唐气象”，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诗中的代表人物是隐士和侠少。

1．盛唐山水田园派：代表作家王维、孟浩然、常建、储光羲等。

孟浩然禀性孤高狷洁，虽始终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

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

王维，人称“诗佛”，他的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结晶。因心境空明，他对自然的观察极为细致，感受非常敏锐，像画家一样，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在诗里表现出极丰富的色彩层次感。同时，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在另外许多同样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所以有些评论家就一方面将其与孟浩然相提并论，合称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将其与高适等相提并论，合称王、李、高、岑。当然，这种提法也包含有对诗歌样式的考虑在内。王维是兼有五七言古今体之长的，而王孟并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并提，则偏指七古。

2．边塞诗派：唐代诗歌流派，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集中反映了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精神。这类诗篇，塑造了许多边塞健儿的英雄形象。其源出于鲍照、刘琨，更上一点，还可以追溯到建安作家群，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其它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也较著名。这些诗人大都有边塞生活体验，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诗人们歌颂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却并不是无原则地讴歌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反映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心肠，极尽悲凉慷慨、缠绵宛转之情。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

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深度。其诗作情辞慷慨、气氛浓郁、意境雄浑，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杰出作品如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其中，王昌龄有“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的美誉。他的作品无论写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清刚苍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刚健之美在。

比较高适、岑参诗风，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他们的诗歌，都有边塞立功、慷慨报国的浩然英气；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悲壮的风格特色；他们的诗歌都显示出边地异域的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他们的诗歌，都擅长歌行，其杰作，几乎全是七言。不同的是，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题材的表现上，高适侧重描写现实，在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映民间疾苦方面，前期更为深刻，故表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倾向；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相比之下，写得比较朴素，摆脱了唐初绮靡艳丽的诗风，在豪迈奔放的感情中有苍凉悲壮之音。岑参的诗，想象丰富，有奇气，热情奔放，急促高亢，笔法多变化，表现出浪漫主义的主要倾向；他又善于运用夸张比喻，多景物描写，色彩绚烂，富于瑰丽雄奇之笔，反映生活面更为广阔。他们的诗歌，是盛唐边塞诗人中卓越的代表。

3．“诗仙”李白：诗风飘逸，善用夸张想象。

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首推李白。开元、天宝时代的其它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有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履。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4．“诗圣”“诗史”杜甫：诗风沉郁顿挫。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除孟浩然外，大都死于乱后。在叛乱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得其适的浪漫生活，乱后却丧失了过那种生活所凭依的许多条件，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悠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原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李诗大多源出于《楚辞》，杜诗大源出于《诗经》和汉乐府，二人又在不同方面受到《文选》很深的影响。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三、中唐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中唐诗有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盛唐诗人追求的是境界的浑融；而到了中唐，我们才看到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盛唐存在着审美趣味相近的不同的诗人群落；而到中唐，我们却看到了有相近理论主张的不同的诗歌流派。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的艺术高峰面前，表现出拓展新的诗歌艺术领域的巨大努力。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