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诉权消灭说vs抗辩权发生说.

胜诉权消灭说vs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指在法定期间内，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制度。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条款为我国法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但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对权利人究竟产生何种性质的法律后果，则语焉不详。

然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将对权利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故确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本文将对目前通行的“胜诉权消灭说”进行研析，探讨其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抗辩权发生说”的合理性。

一、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目前，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通说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胜诉权消灭。

如，“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届满，丧失其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时效制度。

……诉讼时效届满只丧失了权利人的胜诉权，并未丧失其实体民事权利，也没有丧失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自己的主张而作出判决的胜诉权，失去的是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是公力救济。

更确切地说，罹于诉讼时效的后果，是权利的国家强制执行力消灭。

”“胜诉权消灭说”认为，民事权利可以分为实体意义上的权利和程序意义上的权利。

实体意义上的权利是指权利人可以对义务人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这种关系是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法律或国家机关的强制不存在任何关联。

程序意义上的权利是指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请有关国家机关实现对义务人的主张和要求。

虽然说这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的最终结果还是发生在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但它不是权利人和义务人直接地发生联系，而是表现为权利人对国家机关的诉请，请求强制实现其利益。

所以说，这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更直接地表现为权利人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这种权利实质上是权利人请求国家机关保护其民事权益的诉权。

这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又分为起诉权和胜诉权。

起诉权是指权利人请求法院立案审理民事纠纷的权利。

请求法院审理民事纠纷，并作出公正判决，是民事纠纷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性权利。

所以，不论何种情况下，请求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起诉权都不应当消灭。

胜诉权是指请求法院判决其胜诉的权利，或者说是“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

权利人起诉至法院的目的是为了请求法院作出判决，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强制实现权利人的权利，而胜诉权即指这种请求法院作出权利人胜诉，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判决的权利。

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实体意义上的权利并不消灭，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中的起诉权也不消灭，只有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中的胜诉权因此而消灭。

但是，我们发现，“胜诉权消灭说”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对于诉讼时效制度实际运行中的许多问题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第一，实践中，虽然不排除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仍然起诉至法院，而义务人亦以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为由进行抗辩，拒绝履行债务。

然而，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是，诉讼时效届满后，当权利人要求义务人履行债务时，义务人直接以时效对抗权利人，权利人因此也就不再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这其间根本无需牵涉到诉请法院判决的问题。

而按照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是一种权利人请求法院的“诉权”。

“诉权是程序权利。

所谓程序权利，表现为，诉权只能在诉讼程序上行使。

诉权只能向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提出，而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与诉权结合发动诉讼程序的机制，除了在诉讼程序上运行外，不能有其他。

换一个角度说，诉权不能任意向不确定的对象提出，而只能向特定的能够操作诉讼程序的法院提出。

”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学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种背离。

按照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在诉讼程序中，由于权利人请求法院予以强制保护其权利的胜诉权消灭，故其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请求不能实现。

但是，就权利人直接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而言，由于其“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仍然存在，故义务人并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正当性，理论上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可是，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多是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义务人也直接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予以拒绝，而对于诉讼时效确已届满的权利，权利人一般也不会再诉至法院，徒增烦扰。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因为义务人并没有在诉讼程序中主张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胜诉权消灭，因而就否认这种社会通行做法的实际效力呢？我们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做法，而非强求社会屈从于法律的规定。

因此，如果认为社会上通行的这种当事人之间直接主张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形是无效的，而必须将这一事实交由法院作出判断，那将是一种画蛇添足、削足适履的做法，是与法律的基本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第二，关于诉讼时效届满是否可由法院主动援引的问题，过去，我们学术界曾经认为应当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而不限于当事人的自我主张。

但是，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庭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人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

”这种观点也已经日益为实务界所接受。

所以，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建议稿第191条、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议稿第148条均规定，时效必须由当事人自行主张，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主动适用。

然而，根据“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权利人请求法院判决其胜诉，法院据以给予权利人的利益以强制保护的权利。

如此，胜诉权的有无直接决定法院应否判决权利人胜诉。

既然胜诉权在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是权利人应否获得法律强制保护的基础，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法院主动地对权利人的这一权利是否存在进行审查呢？请求法院给予强制保护的权利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即应获得胜诉的判决，无即应获得败诉的判决。

法院的判决应当以客观的权利事实状态为依据，而不应当因为当事人是否有主张而有所改变。

更何况，依“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权利人请求法院给予强制力保护的权利基础，所以，法院更应当有权力和职责主动地查明权利人权原的实况，而非消极地受制于当事人是否主张时效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胜诉权消灭说”在逻辑上的不严谨以及和现实生活状况的脱节。

按照逻辑推演，此说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时效期间，然诉讼时效制度运行的实况却是不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而必须受制于当事人的自由主张。

二、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实际上，国外民法学中更多地认为，诉讼时效届满是使义务人发生对抗权利人请求权的抗辩权，而非消灭所谓权利人的“胜诉权”。

如郑玉波先生认为，“称‘消灭时效’者，指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所造成之‘无权利状态’，继续达一定之期间时，义务人发生拒绝履行之抗辩权。

权利人权利之行使因此发生阻碍，权利本身及请求权并不消灭。

”拉伦茨先生认为，“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义务人一个抗辩权。

”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各国立法中所持的观点。

如德国民法典（2002年版）第214条第1款规定：“在消灭时效完成之后，债务人有权拒绝给付”。

台湾民法典第 144 条第1款规定，“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

”依此立法例，在诉讼时效完成以后，债务人产生对抗债权人的抗辩权，可以以此对抗债权人请求履行债务的请求权。

“抗辩权发生说”认为，诉讼时效届满，对于权利人的权利而言，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不存在所谓的“胜诉权”消灭之说。

但是，对于义务人而言，这时因为诉讼时效的届满而使其获得了一种对抗权利人请求权的抗辩权。

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抗辩权，虽然权利人的请求权并未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发生任何变化，但是，由于义务人抗辩权的取得，使其请求权将再也不能够实现。

此项抗辩权成为阻止权利人权利实现的“终结者”。

当然，抗辩权属于权利的一种，权利是否行使属于权利人自由行为的范畴。

因此，如果义务人行使了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产生的抗辩权，权利人的权利将因此而不能实现；如果义务人没有行使此项抗辩权，则在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即为违法。

“抗辩权发生说”简单而又清晰地用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对抗关系解释了诉讼时效届满以后的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状况，而且，此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诉讼时效制度运行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我们就前面所述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不能合理解释的两个问题分述如下：第一，关于实践中当事人自行主张适用诉讼时效的合法性问题。

因为诉讼时效届满是使义务人发生抗辩权，而抗辩权是义务人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所以，义务人自然可以在法庭外，在权利人直接向其主张权利时予以援引，以此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

权利人在义务人援引抗辩权之后，知道，即便诉诸法院，也会因为义务人继续行使抗辩权而使其权利无法实现，故也就不会再起诉至法院了。

这样，诉讼时效制度的功效就在当事人自行主张权利的自治空间内得到了实现。

当然，如果权利人起诉至了法院，义务人也可以在法庭上以此项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使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这也是其享有抗辩权后行使方式的一种。

由此可见，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不仅可以解释义务人在法庭上主张时效利益，对抗权利人权利的行为，而且，也可以解释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当事人之间自行主张诉讼时效利益的社会生活实况，使法律理论与社会现实相统一。

对于当事人之间自行引用诉讼时效的效力，各国法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学说和判例均持肯定的态度。

“在我民法（指台湾民法），法院以外之援用，亦应有拘束法院之效力。

如债务人于审判外受给付之请求，而为拒绝给付之抗辩，于审判上自得主张其于审判外已为时效之抗辩。

依德国民法解释，法院并得以之驳回诉讼之理由。

”第二，关于法院应否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问题。

依照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届满以后，只是使义务人产生对抗权利人的抗辩权，而此抗辩权性质上属于义务人的民事权利。

既然为义务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人就应当享有行使或不行使的自由。

在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可以以此项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使对方的权利不能实现；同时，义务人也可以出于各种原因不行使这种对于权利人的抗辩，不行使者，则义务人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权利人的权利。

上述两种情况应当说都是义务人在获得抗辩权之后所享有的自由选择，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权利人诉至了法院，法院也不能代替义务人作出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决定，因为决定是否主张诉讼时效，是否行使抗辩权是义务人的权利和自由，法院也不能越俎代庖，替义务人作出选择。

所以，从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私权性质的抗辩权出发，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推导出诉讼时效利益“只能由当事人自行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引”的结论。

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各国立法均明确规定时效利益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援引，不允许法院主动适用。

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8条规定，“法官不得依职权提起没有主张的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