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秦初就已经出现法家思想的短暂盛行。然而，当代中国在发展、倡导和进行现代法治方面却明显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进程缓慢。在选择法治的进程中，各种困难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化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终形成法治优于人治的一种状态。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法治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进程中困难的必要选择。

关键字：中国法治化阻碍法律意识法治建设

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是一种悠长的意识形态，其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包含两层意思，普遍守法和良法[1]。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两次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80年代初，那次讨论的主要成果是解决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中，对什么是法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没有很深入。第二次讨论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后，讨论进入了高潮。这次讨论在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治是什么的问题[3]。“法治中国”作为法治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表达①[4]，正在从一个命题具体化为全面改革的行为逻辑，预示着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来临，必将对中国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取代人治是社会的必然。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来看，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德治”或“礼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人治”的统治，过渡到以“人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法治”的统治，进而过渡到现代社会以“法治”为主的统治，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其联结点其实是“人”的统治。在人类的历史上，绝不存在所谓的单纯的“人治”社会或“法治”社会。相反，两者总是密切联系的，共同发挥治理作用[6]。两者的不同可能只是表现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当今社会正是需要以“法治”为主，因此法治中国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困难阻碍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

（一）传统思想的羁绊

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①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非是进行修补，并未对其根本产生动摇，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独霸两千余年[7]。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响法律等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为专制[8]。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9]。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由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使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大批的绝对尊君论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无情扼杀，根本无法形成规模，更不用说成为“正统”思想。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出现法制。秦初法家思想主张的就是“法治”，并且对中国古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人治都不代表绝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法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法治的开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法治中国的设想，这也成为中国法治步人健康发展轨道的一个新起点。但在法治化进程中能正确认识法治精神，进而竭诚推动现代法治进程的人却不多，仅有的一部分开明人士以法学专家或学者在不断的努力。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或因知识文化的欠缺，或因阅历视野的局限，客观上难以透彻领会现代法治精神，因而只能停留在传统的工具主义的角度认识法治，成为倡导现代法治精神的一大阻碍；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而言，或因不愿意丧失既得利益，或因同样愚昧，只是在空喊法治口号，其主观上并不赞成推行现代法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法治化的建设，成为厉行现代法治的另一大阻碍。

（二）发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而在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问题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与国情缺乏磨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化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资源

的导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与中国的现有国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实现中国法治化，导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在中国公民的思想中也无法完整的找到。

（四）乡镇法治化发展不足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其作为一级执法组织，在实际生活中仍表现出“无限政府”的特征。对乡村社会民众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及其结果，乡镇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常常是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权法不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有法不依的现状。这往往又影响了乡村农民守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乡镇政权组织并没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适时地转变职能的观念，其权力和职能无限扩张，使得农民的权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这样，他们在运用和执行法律时，难免出现偏离和误解，形似而质变，从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层越面目全非。

由乡村群众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居委会，作为社区群众的自治性组织，本已排斥在行政序列之外；但在强行政治干预下，却有名无实地，成了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干部则主要是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行使管理农民的职能，其权力和行为游离与群众的监督和约束之外，村民自治名存实亡，结果是有法难依[10]。

三、解决中国法治化困难的对策

中国法治化面临的困难很多，解决中国法治化的困难是一项大型工程。因此，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路径应市政府推进型法治，而且需要全社会全方面努力，这里讨论的对策仅是更新、加快中国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较紧迫的几点[11]：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础针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的法律空白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以宪法为根本法，建立起实用性强、理论充足的社会法律体系；针对长期以来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构的监督、群众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监督体制的构成与发挥作用；要尽快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确保也发不能够存在，违宪可诉。

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政治原则。按照十三大提出的“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此外，党还应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并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

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保障国家权力法定行使。长期以来，我国客观存在的权力机关缺乏应有权威，行政权力缺乏规范与制约，司法独立名不副实等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很大程度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所致。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行使都应是依法进行的，国家权力的分配只能由宪法加以明确，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