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价值创造：面向存量的规划与设计
10[ UED ] 100 | 04 | 2016价值创造：面向存量的规划与设计Value Creation:planning/Design for Existing property 2015年10月28日，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进行了以“价值创造：面向存量的规划与设计”为主题的讲座，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学科的专家、学者及设计师、学子们分享了自己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
在本次长达四个小时的讲座中，赵燕菁教授结合自身30多年的城市规划管理及实践经验，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经营与管理、存量规划等多方面剖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并结合具体项目特色、特点论证了多样化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及如何在存量时代创造价值。
赵燕菁教授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建筑设计，20世纪90年代是空间规划，21世纪初是制度设计。
面对学生朋友，他指明大学教育的本质是投资未来—文/赵燕菁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楠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编辑/王 陶、谭 柳什么是存量？ 任何资产一旦建设完成（包括城市、道路、管线、高架桥等），就立刻成为存量资产。
存量规划的本质和增量规划是一样的。
我们设计房子是要给业主创造价值，存量价值也是要创造价值。
30近年来，城市存量规划的趋势开始明晰，2007年前后的深圳新一轮总体规划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增量到存量的总体规划。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开始超过50%，增量和存量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规划正式进入存量规划阶段。
2013年，上海的新一轮总体规划开始立项，其中明确了土地零增长的要求。
2014年，全国城镇化会议提出的六大目标，全部是关于存量。
自此，存量规划成为城市规划行业的一个重要话题。
[1]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里，推动城市快速的发展以及导致增量规划非凡成功的制度，正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发动机，也是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财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借鉴并改造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制度。
赵燕菁：向“负面清单”式规划转变
赵燕菁：向“负面清单”式规划转变经济观看报赵燕菁/评文老师报告（《真正的土地市场才能转变分类比例的扭曲》）的核心观点是，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不同用途土地的最优比例。
我长期在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土地用途转变恰恰是城市规划最核心的部分。
我试着从实践的角度，针对文老师的观点做一个评论。
赞成的观点不再赘述，主要提不同的观点。
城市的两个阶段：建设和运营第一个问题，假如有土地自由贸易，农地是否就可以自动演化为多样化的城市土地？初始城市土地用途的形成，肯定是武断打算的。
市场打算土地最优的安排比例的命题，首先是混淆了城市化的两个阶段。
我们把城市缩小成一个建筑，当设计一个建筑的时候，里边还没人，我们怎么打算建筑不同用途的比例？开头建设之前，总得给建筑师一个任务书吧，这个任务书肯定要给出建筑的功能。
明显，大楼各种用途比例肯定是“人”给的，不是市场给的。
道理很简洁，使用大楼的“市场”还没消失。
大家现在看到的城市，平均而言只有不到1/10是改革开放前积累的。
其余都是过去三、四十年建设的。
在这样一个非演进型的增长下，城市化初始阶段肯定是由城市的业主——政府，依据自己对市场的推断，打算城市土地的最优比例。
这不是市场打算用地比例还是政府打算用地比例的问题，而是城市化增量阶段和存量阶段生成土地最有比例的机制不同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
其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不同用途土地的最优比例”的命题，错误地将政府活动排斥出“市场”活动的范畴。
中国的土地市场并不是完全规划局拍脑门打算的，而是由政府依据他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打算的，这和企业家打算自己产品的设计没有本质差别。
我在厦门规划局制定规划，肯定是好多开发商来提出需求，我们再供应土地。
肯定不是先规划好，结果来了一个开发商，我们告知他不符合规划。
供应数量也是如此，住宅用地比例低，是由于中国的土地市场是卖方市场，开发商竞价，价高者得。
土地市场是为政府融资，而非为居民供应住房。
工业用地比重高，是由于工业用地是买方市场，政府招商供地不足，企业就会到其他城市。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_下_
17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下）赵燕菁【作者简介】赵燕菁，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厦门市城市规划局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修改日期】２００５－０５－１８【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２９（２００５）０７－００１７－１１【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ＴＵ９８４【文献标识码】Ａ（续上期）６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一：政府的市场角色具体到城市规划，就是要明晰规划活动中不同的产权所有者和原始的产权分配，然后用客观的经济基准，替代主观的道德基准，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从一种资源配置向更优资源配置转换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解释城市规划中不同主体的行为和角色，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新解释“政府的本质”。
因为政府是城市规划最主要的“消费者”，如果政府的行为模式是非经济甚至是反经济的，经济学的工具在城市规划里就会毫无用武之地。
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城市规划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进行分析，被分析的对象（政府、开发商、市民等）就应当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
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新古典的经济学一样，将政府看作仅仅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的制度冗余（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在城市规划主流看来，所有市场上的主体都是自利的，但政府却是例外，它应当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其责任是保持社会公正，而自身应当是非盈利的；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政府应当是中立的裁判，不应干预任何市场活动，更遑论谋取自身的利益（如著名的弗莱堡学派）。
由于现实中，这种理想中的政府根本不存在，于是，规划师和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用他们想象中的“政府”作为基准，对真实世界政府的行为和动机展开了无休止的道德审判。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约而同”，就在于这两个学科的底层都假设（或隐含假设）了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政府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制度”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冗余。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_上_赵燕菁
规划研究40P l a n n i n g S t u d i e s【摘要】长期以来，制度因素一直是城市规划中无法规范分析的一个领域。
许多规划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制度影响为零的假设之上的。
一旦这些“理想”的规划进入现实，就会受到一系列制度因素的扭曲。
结果，不是规划完全走味，就是干脆无法实施。
制度经济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发展出一套规范分析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成为理解规划中制度因素的有用工具。
如何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新进展，开拓城市规划的视野，建立起城市规划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对未来规划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方向。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城市规划；价格理论；空间分析URBAN PLAN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INSTITUTIONAL ECONOMICSZHAO Y anjingABSTRACT: Institution has long been an elementthat can not been properly analyzed in urban planning,and many plans is based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is zero. Once the “ideal” plansare put into practice, they are distorted by the forceof institutional elements. For half a centur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ries ofmethods which could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institutional element in urban planning. Therefore it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analysis in urban planning by referring to the progress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KEYWORD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planning; price theory; spatial analysis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上）赵燕菁【作者简介】赵燕菁，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厦门市城市规划局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赵燕菁城市的收缩：机理与应对
赵燕菁城市的收缩：机理与应对摄于清华艺术博物馆一瓣经赵老师授权转载一、城市为什么会收缩在我刚进入规划行业的时候，城市能否增长并不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
规划要回答的无非是增长多少、增长快慢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城市收缩开始被中国越来越多的数据所观察到。
城市增长开始分化——有些城市继续增长，而另一些城市则增长停滞甚至开始收缩。
规划师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收缩的城市还能发展吗？如果能，发展的路径是什么？现实迫切需要一个能解释“非增长型城市”的理论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法。
城市收缩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国家早已出现。
早在1966年，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就注意到这种区域经济涨落不均衡的现象。
他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
1969年在《极化发展理论》一书中，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
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但核心-边缘理论与其说解释了不均衡增长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发现了不均衡增长的现象。
西方国家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和我们今天一样，大多把重点放在用各种数据描述城市收缩这一现象，但对城市收缩的机理研究却很少，或者说，大都集中在比较浅表的层次，这使得规划很少能给收缩的城市开出对症的处方。
针对这些城市增长的现象，2017年我在《城市发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效用型增长：边缘地区城市化模式”，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来为收缩的城市提供规划的工具。
存量规划-文献综述
存量规划赵燕菁在《北京规划建设》专题栏千山独行中，阐述了存量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存量规划的理论在经济学，存量规划它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将现有的资源，转移给能为城市贡献最大的使用者。
减少要素转移的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存量规划的主要目标。
目标转变意味着手段的改变，以工程设计为主要工具的城市规划，要转向以制度设计为主要工具。
而手段的改变，必然伴随着学科理论基础的重建——新的基础：产权。
在存量规划里，我们必须面对大量既有产权所有人。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将资源从低效率的所有人，转移到高效率的所有人。
同时他认为存量规划的核心在于交易成本，存量规划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有空间资源为众多产权人共有。
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必须经由集体行动才能达成。
制度设计取代工程设计，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工具。
自然，制度经济学便成为城市规划转型最顺手的工具。
在存量规划里，原有土地是有产权人的。
说服原有产权人转让给更有效率的使用者，需要额外支付成本。
这个成本，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
因此，存量规划的核心，就是设计出必要制度，将提供新的公共服务所必须的交易成本，减少到新增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之下。
再者他认为存量规划的内容在于规划变更，如果说增量规划主要是解决在一张白纸上，怎样合理布局各种“色块”（功能），那么存量规划主要是解决怎样在已经布满“色块”的现状图上，将一个已有的“色块”转变为更合理的“色块”。
规划师改变不了任何现状“色块”。
他所做的只是设计一种规则，然后等待“色块”在市场的驱动下，自主转变为更合理的“色块”。
这个规则可能是“政策”“法规”或审批“标准”。
刘晓斌，温锋华在《系统规划理论在存量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模型研究》中提出】我国城乡规划正在迈入存量空间规划时代，针对存量空间规划的类型、特点和要求，从系统规划理论的视角总结存量空间规划的方法论特征，将城乡规划学近年兴起的城市系统规划理念运用于存量空间规划领域，演绎出存量空间系统规划的“钻石模型”，构建存量空间系统规划的概念和应用模型。
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
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文/ 赵燕菁不久前，上海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本轮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严守用地底线，实现建设用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如果说，2007年深圳总体规划是第一个从增量为主转向存量为主的规划，那么上海总规很可能意味着，存量规划正式成为法定主流规划的一部分。
但规划行业远未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
无论深圳总体规划还是上海新一轮总规，都还是在传统的规划框架内，增加一些关于存量的描述。
法定规划内容的强制性规定，也决定了现有的规划首先必须是一个增量规划。
存量规划只能是各地的“自选动作”。
我们必须马上为新的规划需求做好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准备。
一、存量规划的理论增量规划的基础，主要是工程学的。
交通、市政、甚至规模预测、功能分区，都是在回答怎样分配和组合资源，已达成最优的公共服务水准。
存量规划则不同，它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将现有的资源，转移给能为城市贡献最大的使用者。
减少要素转移的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存量规划的主要目标。
目标的转变，意味着手段的改变。
以工程设计为主要工具的城市规划，要转向以制度设计为主要工具。
而手段的改变，必然伴随着学科理论基础的重建。
这个新的基础是什么？产权。
这是一个在增量规划中，几乎完全不用考虑的因素。
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城市产权是单一的，城市政府可以按照效率最高的原则，任意设计城市。
我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什么是效率最高”的设计。
但在存量规划里，我们必须面对大量既有产权所有人。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将资源从低效率的所有人，转移到高效率的所有人。
最优的工程设计要解决建造成本问题。
同样，最优的产权问题也要解决产权转移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
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减少交易的成本。
产权自然就会成为存量规划的核心问题。
城市规划理论原点，也必须随之平移到新的原点。
显然，工程学无法为存量规划提供可用的理论工具。
最接近存量规划提出的问题的学科，一个是社会学，一个是经济学。
赵燕菁：城市更新——跨越财务陷阱
赵燕菁：城市更新——跨越财务陷阱导读2023年9月23日，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
在全体大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高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作题为《城市更新——跨越财务陷阱》的报告。
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高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一、当前城市进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挑战和应对之道当前城市规划行业业务总量缩减的萧条局面，本质上还是城市进展进程中的一种结构性问题导致。
随着城市化水平提升，当前城市建成区所容纳的城市人口已接近70%，城市可进展的空间受到限制，同时城市增量空间渐渐削减。
城市规划的从业者不断增加，城市规划的业务不断削减，从而导致行业内产生肯定程度的内卷。
所以城市规划假如还是围绕原来的城市开发、城市新城建设或者城市增量来做文章的话，城市规划将无法进展。
纵观国外的城市规划行业，在完成城市建设后，行业的进展同样也在变得越来越弱小甚至消逝。
因此对于城市规划的进展，我们应当转换视角，把城市规划的重心转移到存量空间这部分，那我国城市规划行业的进展空间就比以前更开拓了。
对于城市规划行业从业者而言，要像游牧民族一样，乐观查找新的“牧草地”，完成城市规划行业的迁移。
但这种迁移并不是把传统增量时代的方法，简洁复制到存量时代的规划和更新工作中。
由于两者的底层规律是不全都的，之间是存在陷阱的。
我们以往在增量规划阶段中熟识的方法在存量阶段事实上是无法延用的。
广阔城市规划工假如有留意到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心政治局工作会议所作出的重要论断，即“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心从“防范风险”转换成“化解风险”，就会发觉传统的土地融资模式假如不调整，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增长陷阱，城市更新就可能会落入新的财务陷阱，这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来说都是特别危急的。
二、城市更新价值来源和财务陷阱传统的城市更新模式，核心是成本收益平衡，手段是增加容积率。
城市规划职业的经济学思考
讲， 城上 的合 理
性” 。但在 真 实 世 界 里 ， 城 市 的所 有 权 分 散 在 无 数 的利 益主 体手 中 。政 府 并 不能 任 意地 按 照 “ 技术 的 合理性 ” 组 织城市 的功 能 ， 安 排城 市 的设 施 。 “ 交易 成本 ” 的存 在 ， 阻碍 了“ 最优 ” 规划 结果 的实现 。
【 文章编号 】 １ ０ ０ ６—３ ８ ６ ２（ ２ ０ １ ３） ０ ２—０ ０ ０ １—１ １
［ 编者 按 ］ 对 同一 问题 认 识 出发 点 的不 同， 对 问题 的 看 法会 大相 径 庭 ， 进 而导 致 解 决 问题 的路 径
和措 施也会 完全不 同。政 府是 市场 的 参 与者 还是 ” 市 场 失灵 ” 的 纠 正者 ？经 济 学领 域 的学 者 已经
城 市 规 划职 业 的经 济 学 思 考 水
赵 燕 菁 （ 厦门 市 规划 局， 福 建 厦门， ３ ６ １ ０ １ ２ ）
【 摘要 】 只有正确理解政府 ， 城 市规 划才能正确理 解 自己的职业。政府 的市场角 色长期 以来一直被误读 。政 府是 市场的一部
分 而 非 对 立 面 。如 同所 有 其 他 市场 参 与者 ， 政府的功能不是纠正“ 市场 失 灵 ” 。 它 同样 是 一 个 有 自利 动机 的 ， 以 经 营 空 间为 手 段 提 供 公 共 产 品 和服 务 的 企 业 。 其行 为 准 则就 是 追 求其 所有 者利 润 最 大化 。从 这 一 新 的视 角 出发 ， 可以对政府竞 争、 公 众 参 与 等 长 期 困惑 城 市 规 划 理 论 的 问题 重 新 思 考 ， 并 得 出全 新 的 结 论 。 城 市 规 划 专 业 的 职 业 坐 标 ， 也 因此 需 要 进 行 重 大调 整 。
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科代码:0202)一、培养目标本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宽广的知识面，具有独立从事经济研究的能力，能胜任经济类课程的教学，能胜任实际经济工作。
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能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毕业后可承担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和中高层次的经济管理工作;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二、学科专业1、区域经济学2、数量经济学3、财政学(含税收学)4、产业经济学5、统计学三、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3年。
在完成培养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成果突出的硕士生，可申请提前毕业，提前期一般不超过1年。
如确需延长学习年限的，延长期一般不超过1年。
至少须修满35学分，其中，课程学习32学分，实践环节3学分。
四、课程设置及考核方式(具体见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表)实践环节由科研实践和教学实践组成，科研实践必须参加校内外相关学科学术会议1次，撰写心得体会一份(计1学分);选听学科前沿系列讲座1次，至少6学时;撰写相关文献综述一份(计1学分)。
教学实践必须听课30学时，讲课30学时，提交教学大纲一份(计1学分)。
科研实践和教学实践均由导师负责考核。
五、培养方式研究生由导师及导师小组全面负责培养，以导师指导和本学科教师集体培养相结合为原则，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
课程学习和研究并重;专业课的学习采取系统讲授、重点辅导、讨论讲座以及任课教师制定参考文献、书目，学习阅读后写综述和评论等多种形式。
加强研究生的自学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实际工作能力等的训练和培养。
六、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生在修完全部学位课程和修满所要求的总学分后，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位(毕业)论文的研撰，由硕士研究生独立完成，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一年。
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查阅相关的文献，了解国内外本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选择本学科内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能为解决当前、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为政府决策提供借鉴的问题作为论文选题;研究生确定了论文选题后，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须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包括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国内外有关该论题研究的现状及趋势、本人的详细研究计划、写作提纲、主要参考文献等内容。
赵燕菁：衰败还是崛起——东莞的危与机
赵燕菁：衰败还是崛起——东莞的危与机11月19日，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会议一：“走向更美妙的城市--东莞30，30”举办。
学会副理事长，厦门高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作题为《衰败还是崛起：东莞的危与机》。
赵燕菁教授认为，胜利的城市不肯定是最强大的城市，而是能最终活下来的城市。
城市化大“势”是建设转向运营赵燕菁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城市化大“势”是建设转向运营。
他介绍到，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23年7.7亿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23年的56.1，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81年的0,7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23年的5.2万平方公里，加上矿区达到了10万平方公里。
根据1平方公里1万人的国家标准，足以装下10亿人口，土地城市水平达到74%。
赵燕菁教授表示，转“型”就是从1.0投资阶段转向2.0运营阶段。
2.0阶段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需求下降，现金流需求上升。
赵燕菁教授解释了何为“好”的GDP，“坏”的GDP。
城市化1.0，资本性收入（如卖地）越多越好，固投是好的GDP，占比越高，资产形成越快。
城市化2.0阶段，现金流（如税收）越多越好，固投是坏的GDP，投的越多，现金流缺口越大。
他指出，经济增长不仅是规模的变化，更是结构的变化。
在城市化1.0阶段，东莞为什么输给深圳？赵燕菁教授说，土地市场就是城市的资本市场，政府一级市场垄断程度打算了资本形成的效率，深圳特区内一次性国有化在最低位获得土地，高效率的资本形成率，为高等级基础设施供应了巨大资本。
在城市化1.0阶段，深圳的融资力量无人能敌。
东莞“自由入市”导致公众资本大量漏失，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快速拉开。
城市化2.0：东莞怎么样弯道超车？赵燕菁教授指出，从追赶资本到追赶现金流，将来胜利的城市是可以制造最大现金流剩余的城市，现金流是劳动力要素的函数，留住最毒的就业人口的城市会获得最大的增长。
10 我国城市空间规划的理论与研究进展
87［摘 要］近年来，我国城市空间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对于成果应用的研究比较薄弱，其不足表现在研究成果多为总结性、描述性和一般性，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比较缺乏。
寻求适宜于中国发展需要的城市空间结构增长模式及其规划调控机制，是将来城市空间研究的重点。
应积极探讨新的城市空间规划技术方法，从城市空间设计转向城市空间政策的制定，开展城市空间规划的比较研究，进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规划体系。
［关键词］城市空间；空间规划；研究综述Progres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on Urban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He Zizhang[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on urban spatial planning.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nough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achievements. That lack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ore summing-up,descriptive and general researches than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urban space is to look for a structural growth pattern of urban spac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ts planning regulating mechanism.It is necessary to look for new technical methods for urban spatial planning and star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urban spatial planning, shifting from the design of urban space to working out policies for urban space, so as to establish an urban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Key words] Urban space, Spatial planning, Research review我国城市空间规划的理论与研究进展□ 何子张［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０２２（２００６）０７－００８７－０４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Ｂ城市空间研究是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城市研究的成果无法落实到城市空间上，则说明其已经超过了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范围。
如何看待赵燕菁的土地财政
如何看待赵燕菁的土地财政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通过对外扩张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点可参考英美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是如何实现资本中积累的，作为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中国自然不可能向外扩张，那么只能通过内部积累，而土地给中国的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基础。
赵燕菁也这样说到过土地财政，让中国崛起完成了原始积累。
可见土地制度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所建立下的功能。
也许有的人关于此论点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么我们首先来认识赵艳菁这个人。
1984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他，担任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保护所的所长，可以说这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地上对着土城市发展有着深厚理论的学者专家。
从1984年毕业到2015年在厦门大学执教，他见证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不过也确实如此，在中国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土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因为高房价以及相关的高地价才造就了如此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才让中国产品持续多年的超低价格。
1、正确看待土地政策纵观历史的发展，城市这一概念已经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是到了近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从社会发展的状况而言，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
那么城市和农村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城市的特征就是可以提供相对于农村而言没有的公共设施服务，而在公共服务中，土地是唯一的价值来源。
城市人口对于资金的分配也可以展现出来，大多城市人口的投资性产品就是购买不动产，所谓的不动产也就是指土地房子等一些可以升值的物品；而且对于城市的建设，无论是城墙道路是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入，对于传统经济中的用剩余价值再去创造财富，这两者有着极大的区别。
那么在城市的公共基础建设中，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完成一次性的投入时，就需要银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那么银行为什么将资金贷给你呢？这时候就出现了现在社会中最常用的词，信用。
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中，信用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
赵燕菁：城市化2.0与规划转型——一个两阶段模型的解释（一）
赵燕菁：城市化2.0与规划转型——一个两阶段模型的解释
（一）
01 引言
中国提出城市化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的口号已经多年。
但就在2015年，国务院又批准了哈尔滨、长春等7个国家级新区。
这其中的很多城市，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净减少。
口号不能代表行动。
更多的国家级新区表明，当方向盘被锁定时，仅仅靠改变路标，不会改变车的方向。
尽管政策的制定者企图通过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减少城市供地指标迫使城市转向内涵式发展，但采用这些笨拙而无效的工具本身，就反映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内涵式发展”是什么。
除非我们能真正理解“内涵式发展”的内在逻辑，否则，“外延式扩张”就只能是城市增长的唯一的选项。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两阶段的城市化模型，给出“内涵式增长”的经济学解释。
以期将不同的政策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为错综复杂的城市转型提供逻辑清晰的解释，从而提出政策自洽的城市化转型方案。
02 两阶段增长模型
经济是各种商业模式的集合。
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公式来表达：。
赵燕菁：重新研判“土地财政”
赵燕菁：重新研判“土地财政”2013年05月15日16:2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摘要：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政”的功过，思考“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改革就是一系列选择。
但真正改变历史的选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
“土地财政”就是如此。
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出来的。
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成为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的根源。
“土地财政”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改进？还是必须全盘放弃？乃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
由于“土地财政”被“房价”、“腐败”、“泡沫”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摒弃“土地财政”，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
本应客观、专业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了指责“土地财政”的竞赛。
好的“学术”，不在于告诉人们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在于能解释众所不解的“反常”。
“土地财政”之所以抗风而立、批而不倒，就在于其有着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内在逻辑。
“土地财政”背后的经济含义，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深刻、复杂。
本文试图以“信用”为主线，重新评价“土地财政”的功过，思考“土地财政”改变可能带来的风险，探讨改进“土地财政”的可行路径。
正确评价土地财政的功过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剂城市出现了几千年，有兴有衰，但为何到了近代却突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
这一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认识。
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务。
城市不动产的价值，来源于所处区位；不同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水平。
公共服务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
无论城墙，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fixed cost）。
但由于传统的资本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剩余的积累，大型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成年累月的建设。
城市增长理论
1城市增长理论编辑本段回目录1.1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与城市增长该理论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的时间维度来解释城市增长，认为城市兴起、成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扩大而产生粮食剩余并向非农业部门提供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尽管对现代城市化过程中第二、三产业的作用大小还有异议，但生产力发展对城市增长的驱动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技术进步对于城市增长的内在持续推动力为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代表人物是R.Barr as、J.Brotchie等。
他们都认为，技术发展尤其是技术革命决定了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技术进步通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间接影响城市发展，强调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城市发展的革命性影响。
这些研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技术进步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但也有一定的不足，比如对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就缺乏一种区域联系的观点，视野仅局限于城市内部。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多数学者认同技术革命是世界城市产生的根本动因，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后工业化导致世界城市的出现。
M.Castells提出信息城市理论，认为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结点的控制权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
1.2城市空间增长的基本动力学解释该理论从空间动力学角度研究城市增长，主要侧重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城市与区域各要素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或者说城市和区域的基本作用原理。
集聚与扩散这一对方向相反、交织作用的作用力，被看作是推动城市不断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学解释。
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及各种资源集中的场所，不断地吸引周边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向其集聚，并随之成为文化及先进思想和事物的集中地。
这种空间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成为城市不断生发和成长的源动力。
几乎同时，产生于城市的技术、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等又自发地向周边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赵燕菁
赵燕菁 身边的大师  陈占祥陈占祥，中国城市规划专家。
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
1950年他和梁思成提出的“梁陈方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一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室（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中规院最无聊处室）。
桌子前面有一个挂有全院所有职工名字的牌子。
陈占祥先生与程世抚、郑孝燮、安永瑜、余庆康、贺雨、万烈风等老先生一起并列院顾问总规划师。
记得第一次去陈占祥先生家，是和几个同事一起帮助陈占祥先生搬钢琴。
那时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都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忙。
陈占祥先生家在一个煤厂附近，和周干峙院长在一个单元。
房间不大，钢琴只好放在卧室。
真正对陈占祥先生印象深刻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建设部请英国专家介绍英国规划体系学术会议。
当时对外交流还没有现在这样普遍。
会议在离部里不远的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后并入建设部设计院）的一个小会议室举行。
单位里没有专门的服务员。
我刚大学毕业，负责在会上端茶、送水。
规划司王凡司长主持，储传亨副部长参加。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规划界对外部几乎一无所知，对发达国家的规划充满敬畏。
英国专家的讲座，更像是规划知识的普及课。
记得开到一半的时候，陈占祥先生进来。
当时，陈占祥先生讲什么我不大记得了（我的英语和陈占祥先生的普通话都很烂），只记得英国专家（记得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尔比教授）当时的态度一下从先生变成学生。
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年后，我有幸到英国学习，才了解到陈占祥先生当年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达到过。
陈先生很少坐班。
再次见到陈先生是在深圳。
深圳特区刚刚成立，周干峙先生还是中规院院长，院里承担了深圳市总体规划。
2002 赵燕菁：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经营
8 2002 年 第 26 卷 第 11 期
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 , 足 以使地方政府像一个真正企业一 样 , 在市场经济环境运行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 越来越 多的 资 源 来 自 于 分 散 决 策 的 市 场 , 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迅 速缩小 , 同时 , 财政上的分税制 使得地方可以在完成上缴后获得 相当大份额的财政剩余 。两者的 共同作用 , 导致中国的地区间特 别是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为 了吸引投资 , 各地争相改善城市 制度 (减免税) 和环境 (包括基 础设施 、景观和自然环境) 。“经 济战国”的局面正在形成 。
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涉都 肯定是一件坏事 , 而不是一件好 事 (郑秉文 , 1998) 。
但所有这些理论都解释不了 经济生活中公共开支占整个社会 开支比重迅速上升这样一个基本 的事实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夕的 1913 年政府开支占国民 生产总值不到 10 % , 1930 年时 也不过 11 % , 到了 1990 年代政 府的支出则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 的 1/ 3 强 。而美国的这一比值在 主要工业化国家中还是最低的 ,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 支出 甚 至 占 到国民生产总值 的 1/ 2 强 (斯蒂格里茨 , 1998) 。
计划经 济 的 世 界 和 亚 当 ·斯 密的世界里 , 都有一个共同的假 设 , 那就是政府是单一的 , 不存 在政府间竞争 。在这个世界里 , 政府总有可能和动机 , 通过制度 设计和改变规则 , 为自己谋取私 利 。因此 , 所有自由学派的经济 学家 都 相 信 宪 政 制 度 形 成 的 制 衡 , 是限制国家机会主义 ( State Opportunism) 惟 一 手 段 ( 杨 小 凯 , 2002) 。但是蒂伯特理论对 这种 “常识”提出了挑战 , 在蒂 伯特 世 界 里 , 不 存 在 单 一 的 政 府 , 市场面对的是多个相互竞争 的政府 , 正是这种竞争 , 迫使政 府必须做出可信的承诺 。诺斯和 熊彼特对早期欧洲制度变迁的观 察 , 支持了这一观点 ①。 2 城市政府 = 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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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 567 次更新时间： 2012-02-24 13:15:16赵燕菁：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进入专题：城市增长模式土地财政中国模式● 赵燕菁中国增长模式之所以不能被理论界解释，盖因主流学派依托的新古典理论存在致命的弱点。
基于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的新定价规则，本文对政府的市场角色和行为做出了新的解释。
按照这个规则，类似于“土地财政”之类的增长模式，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
中国模式与“标准模式”的差异，在于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模式不同。
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土地融资的中国城市增长模式，就不再是一无是处，而是存在被改进、发展的可能。
引言观点之分歧，皆源于理论。
理论差异没有解决，观点分歧就不可能分出是非。
没有理论的“思想竞争”，必然是各说各话。
思想的取舍存废，也只能靠支持者的多寡或学术江湖地位的高低等“场外规则”来来决定。
最近，我不经意间卷入的“土地财政”模式之争(赵燕菁，2011)，也是如此。
争论中，没人愿意听完对方的观点，而是急于抢占“道德制高点”，争取更多围观的群众(马光远，2010)。
结果，辩论演化成对骂，竞技变成了群殴。
思想竞争，只能凭借赛场上的实力，而不能依赖场外支持者的多寡。
“土地财政”攸关城市增长模式，规划师是无法缺席的论方。
在同很多一流经济学者[1]当面交锋中，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澄清各自分析工具的差异，争论就一直会停留在娱乐大众的浅表层次。
一、价格理论：新古典与非新古典当代经济学的大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价格理论基础上的。
也是我的辩论对手依凭的主要理论工具。
在马歇尔之前，价格理论大体上分为两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供给和生产一侧决定的，生产者的成本是价格的核心因素;而边际学派则认为，市场是消费和需求一侧决定的，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了产品的价格。
马歇尔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Alfred Marshall，1890)。
在完美的市场里，应当有一个均衡解，使得供求双方都无法在不损害对方情况下，增进自己的利益。
随后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
但也正是从这个框架开始，经济学逐渐脱离真实世界，转变为逻辑内恰，自我证实的数学游戏。
为了确保向上的供给曲线，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被排除。
劳动力和资本取代了利润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成为新的生产函数;增长被装进“技术进步”的黑盒子;剩余(利润)和固定成本成为冗余概念;为了确保均衡的存在，价格一开始就被假定了，价格理论从寻找价格，转变为寻找给定价格下最优的要素分配;竞争被“完全竞争”所取代，而这个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根本没有竞争[2](Hayek,1948( 1980))——没有人可以通过改变价格最大化自己的剩余。
在这个框架内，许多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经济现象，如垄断和政府行为，被经济学家判定为“无效率的”。
公共产品理论、增长理论、拍卖理论、博弈理论……，一个又一个新理论被提出来，以修补千疮百孔的马歇尔框架。
甚至经济学本身也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面对同一个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应用同一个理论，可以给众多完全不同的解释。
经济学被讥讽为“把现实中原本行得通的东西，放到模型里，看看是否行得通的”的后知后觉的学术游戏。
当中国经济以违反经济学“原理”的模式高速增长后，经济学家先是认为只是“过渡”，然后又认为“不可持续”，最后，干脆断定“必须转型”。
而与此同时，符合“标准”经济学原理的增长模式和制度，却一个又一个爆发严重的危机。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地方政府的行为(像企业一样盈利、竞争)，乃至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都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不彻底重建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土地财政”的本质，就不可能终结学术争论的混乱。
这个基础，就是基于马歇尔框架的新古典价格理论。
二、新的框架：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从哈耶克到科斯，众多顶尖学者都曾对马歇尔的框架提出过质疑[3]。
但马歇尔框架依然是经济学本科教材中的基本原理。
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依然醉心于编制这件已经衣不遮体的“皇帝新衣”。
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与马歇尔框架平行的替代框架。
马歇尔究竟错在哪里?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马歇尔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自然不能飞跃”(Alfred Marshall， 1920)。
他认为，供、需双方犹如剪刀的两翼，市场价格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均衡。
据此，马歇尔假设了两个连续的曲线——一个倾斜向上的供给曲线，和一个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两个曲线交点处的价格和数量，就是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和数量。
为了确保这两个曲线有一个交点，二者被放到了同一个坐标系里。
而这正是马歇尔框架错误的起点。
为了使价格研究重回竞争的市场并为制度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我在提交给加迪夫大学的博士论文《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市场角色》(Zhao Yanjing，2009)中的提出的一个新的价格理论[4]。
在我的框架里，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分别处于独立的坐标系——两个曲线既不连续更不相交，而是通过共享数量轴相互影响。
市场不再被视作一个连续对应的函数，而是被分为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两种状态：当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制定竞争的规则，其收入只影响消费者剩余的多少，而不影响市场价格;当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决定竞争的规则，其成本只影响其利润多寡，而不影响价格高低[5](赵燕菁，2007,2010)[6]。
任何产品都有两个“市场价格”——消费者价格和生产者价格。
当数量变化导致两种不同的状态间转换时，价格不是连续变化，而是不连续地在两种价格间切换[7]。
在这个框架里，“自然”存在“飞跃”，或者更准确定说，市场价格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交互过程。
生产函数由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利润组成。
生产者之间通过熊彼特竞争决定价格，即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生产者通过扩大市场占有，最大化自己的剩余。
因此，市场上均衡的价格，就是令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时的价格。
消费者函数由消费者的偏好、预算组成。
有效需求是预算和效用皆为正时的消费。
消费者通过威克瑞拍卖决定市场价格，在偏好均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价格等于边际上消费者所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这个价格应该刚好令次优消费者预算小于零。
生产者的固定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被摊薄，平均成本降低，利润增加。
大规模生产带来递增，乃是现代经济循环扩张的主要动力。
但剩余的积累不会导致产品规模的无限扩大，而是会分裂出新的产品，以满足多样化消费的需求，减少规模生产导致的消费者效用的损失。
相邻替代产品间，以哈耶克竞争的方式决定市场的占有率，并间接影响市场的价格。
最优的市场价格不是简单的数量和价格，而是“数量-价格-种类数”三者同时形成均衡。
三、政府就是企业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不同[8]。
首先是政府角色的不同。
在新古典框架里，政府天然的垄断地位，必定是非经济的。
政府是市场的对立面。
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差。
完美的经济，应当靠市场规则自动运行。
市场规则在交易过程中自发形成，无人能设计、操控;在我的框架里，政府不过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利的“企业”。
即使处于垄断地位，也要面临次优企业(如其他政党)和相邻企业(如其他政府)的竞争。
只要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市场没有准入限制，政府的行为就必然会受到竞争约束。
这就如同商店里的商家并不能利用自己的定价权任意定价，因为顾客会用脚投票，比较相邻的商家。
如果将政府理解为一个企业，干预经济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市场的所有规则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经济参与者(包括政府)有目的的设计。
市场的作用，是通过竞争，选择高效率的机制，淘汰低效率的机制。
政府就不再是市场的“傍观者”或“守夜人”。
政府就必须参与经济，必须计算成本，必须能够盈利。
在新古典的框架里，垄断的政府一定会有动机剥夺“顾客”，因此，需要分权，通过制度监督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在我的框架里，只要存在相邻政府的竞争，政府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政府间的竞争，比分权制度更有效率。
政府也不一定像新古典认为的那样“小就是好”，而是取决于相比其他组织，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更有效率。
其最优规模要由市场决定。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发达国家“标准”的地方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差异的话，前者就像是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费的收取和使用，要通过小区全体居民用手投票;而后者则更像是一个酒店，通过不断改进服务和有竞争力的定价吸引“顾客”，而城市的消费者(劳动力、资本)则通过用脚投票，选择最优的社区。
这种竞争同出售类似产品的相邻企业(商店)没有本质差异。
类似的比喻来自张五常先生的鸿文《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
那是购物商场。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
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成功秘密，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土地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同我在2002年的一篇被广泛争议的文章(赵燕菁，2002)中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我的范式里，政府的大小同企业的大小一样，取决商业模式是否成功，本身无所谓好坏。
不同政府如同许多Tiebout社区(Tiebout，1956)，与其他政府展开“哈耶克竞争”。
这种貌似垄断的竞争，要远比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来的激烈。
(赵燕菁。
2010) 如同企业般的政府竞争，在新古典的范式中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在完全竞争的范式中，政府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而垄断竞争相对于完全竞争，必定是无效率的。
越“完美”的市场，政府的角色应当越弱。
显然，要理解土地财政，首先就必须抛弃新古典定义的政府——政府不是市场的裁判，不是守夜人。
它就是普通的企业，不仅要赢利，而且要参与竞争。
在我的范式里，越是强大的市场，越是能产生强大的政府。
这是我和多数经济学家分歧的起点，也是“土地财政”争议背后更深层的隐性争议。
四、财富增长的源泉按照新古典理论，在完全均衡的市场里，所有生产者的利润为零，否则生产规模必然持续扩大而无法实现均衡。
由于没有剩余，经济增长在完全竞争范式里，无法内生。
均衡经济里不断增长的“剩余”部分，必须借助“技术进步”这个外生变量来解释。
在我的框架里，经济增长，源自于剩余的积累。
由于均衡的价格是使边际上次优生产者(消费者)利润(预算)为零时的价格，因此，即使在均衡的条件下，最优的生产者(消费者)也会不断积累剩余。
剩余(包括生产者的利润)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经济流程中，积累剩余的效率。
投入产出的差额，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
新古典所谓的技术进步(包括制度的进步)，不过是提高剩余积累的效率所采用手段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