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翻译强国思想

题目：论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

学校学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专业班级 2009级MTI

学生姓名冀菲菲

学生学号2120011492

2010年3月1日

摘要：

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的变化引发了思想的变化进而引发翻译思想的变化，梁启超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候提出了变法图强、学习西方、救国图强的思想。本文就其翻译强国思想提出的背景揭示其主要内涵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梁启；翻译；强国；政治；文学

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似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博。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翻译强国”提出的背景

1.社会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封建制度更是长达两千年之久，自清朝以来，封建制度衰落，政治危机四伏。在经济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兼并严重；在政治上，清政府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文化上，八股文、大兴文字狱；而在外交上，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情况进一步巩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在当时企图走军事强国之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军事强国之梦化为泡影，战争后中国国势艰危，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极其深重的危机。为挽救统治危机，清王朝进行了军事改革。除此之外，面对民族和生存危机，中国的知识界和各阶层民众始而震惊，继而奋起，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几次战败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及各类禁锢人们思想的愚民手段，因此，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2.基本形成过程

2.1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试图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以求自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却促进了新的价值体系的产生，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2.2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时因为中国的体制，军权日益尊，而民权日益衰。而在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因此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制度，梁启超认为，要兴民权则就应该开民智，而开民智就应该放在开绅智上，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翻译，因此梁启超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功”。其翻译强国思想由此基本形成。

（二）“翻译强国”的内涵

梁启超将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救国之道。他在《变法通义》中专辟一章，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要义”的地位。他把“择当译之本”列于三义之首。可以说是抓住了译事之本。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翻译的动机和目的。梁启超把翻译当作强国之道，目的在于推行维新变法。他认为，以前的国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的大都是兵学著作，这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强国大事。“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此择译不当，“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故当译之书：（一）“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要义。西国各种之章程，类皆经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事之阅历，而讲求损益，以渐进于美备者也”；（二）当译学校之教科书。“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变法通议》），“学校为立国之本，则宜取其学堂定课之书”；（三）当译政法之书。“国与国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相处而有要约，政法之所由立也。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四）当译西国史书。“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择要广译之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在他看来，要强国，当务之急要多译“西方法律、政治、历史、教育、农学、矿学、工艺、商务、学术名著和年鉴等书”。在他倡导之下，一批批外国社会科学著作先后被介绍到了中国，显而易见，梁启超的选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翻译选择。推行维新变法，改造救中国的明确目的是其“择其当译之本”的出发点。梁启超深感学术势力左右世界，为求强国，他同时积极进行编纂和译介。1896 年，他编纂《西学书目录》和《读西学书法》，系统介绍西学书籍，扩大西学影响；1897 年，他又在上海设立打通译书局，旨在“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的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他利用其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系统介绍了大量西方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及其学说。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对梁启超译介西方学说的爱国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畅，以为中国光。”

（三）“翻译强国”与政治

梁启超是一位政治色彩浓厚的翻译家,这在他的翻译价值取向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得梁在翻译选材上表现了明显的政治目的倾向。在文本选择方面,他异于前人,更偏重西方政治题材的引入,以启发中国政客。翻译文化派认为译文的作用超过原文,甚至可以成为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梁启超以翻译为工具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梁启超的翻译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由《瀛环志略》开始接触西学。后来拜学于康有为。《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梁启超把翻译当作强国之道,他的目的在于开民智,推崇维新思想,改变中国落后的体制。因此,他在译书时往往选择西方的社科论著。撰写和翻译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覆盖的领域极广,从历史地理到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天纵之天豪”。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认识仅把开民智的重心放在乡绅上是不行的,而要面向广大社会下层群众。他将开民智的重心转移到了小说上,通过大量翻译引进外国小说,希冀借助小说来达到开启民智。这是他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特别认识,这也是清末民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