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赏析

平凡的英雄，纯真的爱《百合花》赏析有一部小说，使用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以一个非主人公的第三者角度，以女性的眼光，细致入微的刻画了战争大背景下，一个最普通小通讯员和一个初为人妻的新媳妇之间发生的最平凡的故事。

《百合花》素有“云裳仙子”之称的百合花，花色艳丽丰富；花形典雅大方，姿态娇艳；花朵皎洁无疵、晶莹雅致、清香宜人；在中国百合具有百年好合美好家庭、伟大的爱之含意，有深深祝福的意义。

而《百合花》这篇小说中所描绘的情景却是在我们意料之外，倒也是情理之中的，恰到好处的诠释了百合花的皎洁无暇、大爱无言。

初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在人人网的日志分享中，那时并不知道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起初看并不觉得有怎样的营养，也就当做是一般的网络小说过了，却越读到后面越觉得有些特别的味道。

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的精神语言，文字清新朴素，心理刻画细腻，倒有几分孙犁作品的味道。

又觉得奇怪，这样的水平若是孙犁所做，绝对能称得上是代表作品之一了，我却不曾听说，于是百度过后才知道茹志娟这个在当代文学课本里跟孙犁齐名的作家，并且凭借着她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孙犁。

小说主要叙述了“我”和小通讯员以及新媳妇的情感关系。

善于从生活中发现人性的美，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生气、兴趣、亲切等等，还有小通讯员的害羞、活泼之美。

在人物描写中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写普通战士平凡一生的一面，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

“我”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女性视角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

同时也运用不同的场景切换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紧凑也更具有典型性。

第一个场景：小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

小通讯员送我时,因为“我”是个女同志 ,就撒开大步,把“我”撂下几丈远；在我走不动的时候，很自动的站下来等；在路上休息时他背向着“我”得远远的，对“我”随便问及的一些家常话羞红了脸，甚至憋了一头大汗；在第一个场景中里，从小通讯员护送我路上的动态以及与我对话的过程中，体现了小通讯员纯真、善良、憨厚、木讷的性格。

第二个场景：小通讯员和我分头去借被子，认识了新媳妇。

小通讯员在新媳妇处碰了钉子，我怕他得罪了老百姓，叫他带我去看看时，他却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

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这个片段刻画了小通讯员耿直、有点小孩脾气却又开通的性格特征。

而借到被子后，了解到这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觉得不合适，心里很过意不去，皱着眉，默默看着被子，要把被子送回去则更表现出小通讯员为人着想，可爱，傻乎乎的性格。

第三个场景：小通讯员救人牺牲后，新媳妇仔细为他缝补衣服上的破洞，并将自己撒满“百合花”的被子盖在小通讯员身上。

在战斗中，当敌人投下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小通讯员临危不惧 ,毫不犹豫地扑在手榴弹上，为保护群众献出了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

体现了小通讯员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也从侧面表现出战争场面的惨烈。

虽说这部小说被划归在战争小说的类别，可小说从头至尾都没有正面表现战斗的宏伟场面，而用精细的笔墨集中描绘了三幅战区后方小人物的日常情景。

作者选取了战争中的几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来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以小见大的描写了战争中战士的纯真，用以反衬出战争本身的残酷和可怕，而在叙述过程中又使故事充满生活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所描写的人物鲜活并且历历在目。

作者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角度诠释了普通人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

那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小通讯员和农村新媳妇都是这样的最最下层的普通人。

在当时那个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大背景下，作者这样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全知全能的“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是完美主义的“英雄人物”来书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的。

在作者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在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必须有较为健全的人格，有缺点有七情六欲。

战斗英雄只也有在战斗时才称得上是英雄这两个字，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依然是非常平凡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儿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不会永远是说不尽的大道理，不会永远是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甚至也会使坏也会玩笑也会口无遮拦。

若是按照这样一种理解，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大英雄。

作家刻意的避开了战斗场面，她不用去写他的英雄行为，而只是写他平常的一面，这样的选择在广大作家群体倾向于写英雄人物光辉伟大一面的背景下显得很特别很特殊，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碰触读者心灵中最脆弱的部分，引起更强的共鸣。

作者还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立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 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小说叙事者只能与“英雄”的同行，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也只能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随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于“英雄”形象。

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该作品的可贵之处。

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是讽刺媒体炒作和英雄崇拜的，名字叫做《小人物大英雄》，故事讲的是主人公和前妻离了婚，一天他去看他儿子的时候遇到了飞机失事，心地善良的他奋不顾身的去救人，却弄脏了新买的皮鞋。

在被救的人中有一名刚刚获奖的女记者。

为了营救一名儿童的父亲重新冲进有爆炸危险的飞机内不停寻找，此后后为了赴和他儿子的约会而悄然离去，只留下了一支弄脏了的皮鞋。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结果可想而知，他迟到了，前妻非常生气，埋怨他总是不能兑现诺言并且谎话连篇，虽然他对他前妻说了经过，但没人相信他。

沮丧的他正巧搭了一名流浪汉的车，把另一只皮鞋给了流浪汉。

而被救的女记者，捡到了遗落现场的皮鞋，并以皮鞋为线索，悬赏100万寻人。

流浪汉为了钱冒名顶替，而此时，主人公因为使用在飞机上捡到的信用卡而被捕，在监狱的电视里看到这个情况气愤不平，于是想证明真相，他对警察和狱友说出真相，但是大家都嘲笑他，他想去当面指责流浪汉，但是都不凑巧没能成功。

同时，流浪汉成为了美国英雄，各大媒体报道，并且要拍电视剧，此时女记者已经爱上了流浪汉，但是却在拍摄电视的时候发觉不对劲，流浪汉似乎并不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况。

同时得知她在飞机上丢失的信用卡被别人使用，顺藤摸瓜找到了主人公，坐到沙发上的时候又发现了她的奖杯。

但此时她还没有想到是主人公救了他，还以为流浪汉顺手牵羊偷了信用卡给了主人公，而主人公则借机敲诈勒索流浪汉。

此刻，流浪汉隐约在集会上听到了主人公叫他，他深怕事情败露，已经无法承受压力，准备跳楼。

各新闻台都在直播这件事，主人公和女记者也看到了，主人公和女记者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主人公也爬上了楼，劝解流浪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流浪汉继续当他的英雄，而主人公则为了他儿子今后上大学分得了部分奖金。

事情圆满结束。

此时的女记者通过电视看到了不小心弄脏了脸的主人公，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走到休息室，想要证明一切，但主人公尊重约定守口如瓶，最后女记者对主人公说了一句“谢谢”。

主人公在她出门时回了一句“不客气”，女记者则是会心一笑。

这样的一部电影也是在美国电影总是个人全能英雄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人们厌倦了帅哥超人搭配热辣美女的完美形象，开始思考是不是在一个平凡的人落寞的时候也能成为英雄，这虽说比我们今天所写的作品更为激进和直接的挑战“完美英雄”的形象，但从另一个层面上也说明了，广大受众对于完美英雄的审美疲劳。

回到《百合花》，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

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 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

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

为了突出他的后一特点，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

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员的性格的重要阶段。

作者有意地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主动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带有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

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

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

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

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

要的是真性情。

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

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她用一个女人特有的情感赋予战争文学新的定义。

我把这称作是一个小女人在纷乱的炮火中寻找一朵盛开的百合花，女性视角下战争中体现出人类最真诚的爱与信赖。

她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但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特色却很少被注意到。

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

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

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由“我”来完成的。

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

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

”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

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

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

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

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