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与《十日谈》(一)

薄伽丘与《十日谈》（一）

1348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肆虐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人口锐减。当时的欧洲人把这瘟疫称为“黑死病”，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教会借机要人们忏悔、祷告，用禁欲主义的说教攻击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的要求，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次逆流。恰在此时，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了，它以对现实幸福的大胆追求，给禁欲主义神学以迎头痛击，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乔万尼·薄伽丘和彼特拉克一样同属于意大利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商人，母亲是法国人。童年时期，薄伽丘就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是个爱惹事生非的“孩子王”。成年后他拒绝父亲要他涉足商界的殷切希望，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和文学创作情有独钟。薄伽丘的学习过程也与别人不同，他不愿意完全按照刻板的师徒教学模式按部就班地掌握知识，而是按兴趣和需要大量阅读、钻研古代典籍，自学成才。他是意大利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学者，对拉丁文和当时流行的俗语也掌握得炉火纯青。在商贾云集、世风开放的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青年薄伽丘也曾一度放荡不羁，追求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直到父亲的商行破产，不久老父又撒手人寰，薄伽丘才如梦初醒，浪子回头，节衣缩食地赡养家人。后来的薄伽丘回忆早年的荒唐经历，常有

不堪回首之感，但当我们看到《十日谈》中那一幅幅五光十色的风俗画，读到一则则散发着浓郁市民生活气息的故事时，却不能不感慨生活对作家的厚赐。才华过人的薄伽丘用俗语和拉丁语写了不少作品，又对古典文化颇有研究，这使他声望日增。1373年，他受聘在圣斯德望修院主持面向公众的但丁讲座，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薄伽丘初登文坛时曾立志做个优秀的诗人，这是当时文学界的传统：轻散文重韵文。他曾在自传中说，自己独自研究赋诗法，尽力领悟诗歌艺术的真谛。他也确曾创作过不少爱情题材的抒情诗和叙事长诗，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诗《菲洛斯特拉托》和《菲爱索莱的仙女》。但比起他的挚友、诗人彼特拉克那清新、流丽的诗歌，薄伽丘自愧弗如，于是专心致力于散文体的小说创作。要说讲故事，薄伽丘的确是个行家里手，青年时期写成的中篇小说《菲亚美达》，就把自己对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女儿玛丽娅的爱情演绎得委婉动人，甚得时人好评。

薄伽丘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于1349—1351年间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这部文艺复兴早期产生的名著，为作家赢得了“欧洲短篇小说之父”的不朽声名。小说的时间背景就是欧洲大瘟疫时期，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丧钟乱鸣，一派恐怖景象。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效外的一座别墅中。此外宛如世外桃园，但见春光明媚，流水淙淙，花团锦

簇，鸟鸣啁啾。欢乐总与青春相伴，惊悸之情甫定，十位贵族青年便约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用笑声将死神的阴影远远抛诸脑后。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个故事，这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

翻看《十日谈》，就仿佛在欣赏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尽管小说的素材不仅仅意大利的城镇社会，连中世纪的传说乃至东方文学中的某些故事都成为薄伽丘编织故事的素材凭据，但所有的故事却都是讲张意大利市民阶级听的，从内容到叙述形式都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故事中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人士：从封建贵族中的国王、王子、贵妇人到宗教界的神父、修女、修士；从学者、诗人、艺术家、穷学生到银行家、旅店老板、船主、面包师、手艺匠；从农夫、奴仆、朝圣香客到高利贷者、守财奴；从酒鬼赌徒、海盗、无赖到流浪汉、落魄战士、招摇撞骗的食客，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搬演了一幕幕或喜或悲、妙趣横生的话剧。

小说的主旨在抨击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在第四天的故事开头，作家自己出面讲了个“绿鹅”的故事，颇能表达薄伽丘的创作意图。一位父亲将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中隐修，以杜绝人欲横流的尘世生活的诱惑。儿子到了18岁，随父亲下山到佛罗伦萨，迎面碰上一群健康、美丽的少女。头一次见到女性的小伙子问父亲这是些什么东

西，父亲要他赶快低下头去，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儿子却偏偏爱上“绿鹅”，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老头儿这时才明白，“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了”。

《十日谈》塑造了众多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薄伽丘看来，要想突破禁欲主义的束缚，首先就必须把受压迫最深的女性的天性解放出来。为此，作家在小说中公开自称是个天生的“多情种子、护花使者”，要为女性仗义执言。在第二天第十个故事里，一位精力旺盛的少妇把一个海盗当作自己的情人。当她年老体衰的法官丈夫斥责她不守妇道时，她为女性的天然权利据理力争，宁愿抛弃“觉得研究法律比了解女人的心理”更重要的丈夫，也不愿辜负自己的大好春光。第六天第七个故事讲到一个女人因奸情败露被丈夫告上法庭。按该城法律，与人通奸的妇人要处火刑。这妇人面对法官对罪行毫不推诿，但她同时提出，一条法律既应该适用一切人，也应该在制定时征得普遍的认可。可法律只惩戒妇女，立法时也不曾征得她们的同意，完全是不公正的。在这女人的质问下，法庭不但无法定她的罪，而且这条法律最后也被修改。在当时的男权世界和社会风氯中，偷情是男子的专利，女性则只能被禁闭在闺房中，充当男性的玩偶或过着无欲无爱的生活。为了报复那些花花公子式的丈夫们，作家甚至写了一组机智、勇敢的妻子如何

愚弄自己的丈夫，与情人幽会的故事。平日趾高气扬的男人们不是钻进大酒桶里就是被关在门外，或是莫明其妙地被痛打一顿，甚至不明就里地为正与情人幽会的妻子在外守护，实在是蠢不可言。

《十日谈》中有许多正面歌颂青年男子冲破封建教条、追求爱情幸福的故事，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格调高雅、健康的。第四天“伊莎贝达的故事”，第五天“纪安尼的故事”，都写到少女反抗父母干涉，勇敢地也恋人相结合。第四天第八个故事中，纪洛拉摩为情而死，情人抚尸痛哭，心碎而死。第五天第九个故事中，写费得里哥为得到心上人的爱情而杀死心爱的猎鹰，这类故事写得情真意切优美动人。全书思想境界最高的当属”绮思梦达的故事”.郡主冲破封建门第观念，与仆人相恋，事情败露后，父亲暴跳如雷，将仆人关入地牢，痛骂她不顾身份，竟与下贱的奴仆相爱。绮思梦达却宁死不屈，并愤然驳斥父亲：“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样的机能，同样的效果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德性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