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斐然】云南彝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研究

【苏斐然】云南彝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研究[摘要]彝族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保护和利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彝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着保护意识不强、旅游开发不当、申报积极性下降、村落日益空心化、保护资金渠道不畅、借助外力改造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

必须提高认识，遵循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正确原则，处理好旅游业发展与村落保护的关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推进云南彝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云南；彝族;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2012年9 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其是指1911 年以前建村的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是人类聚集、但其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生产、生活和繁衍的最初形式，处于演进发展之中，传统氛围均保存较好”[1](p.6)。

2012年以来，云南省向国家登记上报传统村落近3000多个，到2016年11月，被列入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有615个，占全国国家级传统村落总数的20%,数量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之首。

云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县（市、区）覆盖率已达96% 以上，其中彝族传统村落的数量占一半以上。

近年来，云南一些彝族村落逐渐名闻遐迩,成为旅游者向往的地方。

然而，数量优势的背后，却潜藏着问题和危机, 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解决。

一、云南彝族传统村落的基本情况彝族是云南省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502.8万。

云南的彝族主要分布在横断山脉南部哀牢山脉、乌蒙山脉和金沙江、红河、南盘江流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建立了1 个彝族自治州、6 个彝族自治县，建立了彝族同其他1 至2 个民族共同实行区域自治的自治州1 个、自治县9 个。

彝族作为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一个个特色鲜明的古村落, 成为云南省传统村落中蔚为大观的景象。

以楚雄、红河两个彝族自治州为例，截至2016年11月，楚雄州共有28个村、红河州共有107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4年12月，红河州建水县因分布集中连片、民居工艺精湛、民族文化多元、古村保护特色显著等特点，被国家评定为至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区。

此外，大理州、昭通市、昆明市、普洱市、保山市等地区也有众多彝族古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云南彝族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分布较广，类型多样,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有：咨卡村,位于滇东乌蒙山西南麓马龙县马鸣乡，是唐朝大鬼主爨崇道（乌蛮部落首领）统治时期的乌蛮民众繁衍生息之地,现在还有彝族先民火葬罐古墓遗址。

该村村落民居建筑呈环形带状分布，房屋建在坝子东南西北的山坡上或坡脚，坝子中间是一台台错落有致、阡陌纵横的稻田，千年村落的足印仍然随处可见。

现在修繕恢复的水碾坊, 仍然留存着古老原貌和历史痕迹。

苍台村，位于红河州建水县官厅镇，是一个古风浓郁的彝村,村内建筑大部是呈阶梯状分布的土掌房建筑群落，是彝族先辈们留下来的泥土艺术，完整保存至今的共174幢。

由于户与户之间土掌房紧密相连,故从远处望去，犹如一座巨大的古堡, 被称为“哀牢山中的布达拉宫”。

这些神奇的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彝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苍台村原始的土掌房建筑群落周围，一弯红水蜿蜒而过，连绵梯田美不胜收。

在这里，村民仍习惯于慢节奏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字格村，位于昆明市晋宁县最南端，是古老的彝族先民赖以生存的茶马盐道古驿站，也是农耕民族多元文化聚合交融发展的活态实体缩影。

村里，明清古建筑依稀尚存，茶马古道蜿蜒穿行。

村中鸡犬相闻，民风淳朴,处处留着岁月沉淀的痕迹。

城子村，位于红河州泸西县永宁乡，拥有云南最具特色彝汉结合的独特古村落景观，土掌房规模巨大,形成府城格局，历史悠久，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有明代昂土司府遗址。

土掌房建筑不仅冬暖夏凉，还衍生了不设防的人心，所以这里的村民世代和睦相处，形成了淳朴友善的民风。

山、水、田、树与土筑民居共同构成了城子村良好的自然山水景观，达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完美境界。

可邑村，位于红河州弥勒县城郊外，是彝族支系阿细人的聚居地。

该村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细跳月” “阿细先基”的发源地之一。

近些年来，可邑村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使得该村成为名闻遐迩的彝族村落。

糯黑村，位于昆明市石林县圭山镇，该村彝族撒尼支系传统文化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深厚，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有着“彝族大三弦第一村”“彝族碑刻第一村”等美誉。

糯黑村是云南彝族独一无二的“石头古寨”，村内石板房、石板瓦、石板牲厩、石板路、石墙、石门、石缸等石头建筑随处可见，颜色深深浅浅，或朴素或沧桑,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和撒尼人的生活变迁。

乐居村，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有600多年的建村历史，村内布满清一色的彝族民居“一颗印”，其中30多栋老屋已有200多年历史,40栋老屋超过100年。

整个村寨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民居顺山就势，一直绵延到山顶，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乐居村彝族“一颗印”的建筑，是彝族传统的“土掌房” 与汉族民居相结合的产物，形式小巧，适应性强，适合当地气候和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

鳞次栉比的“一颗印”，成为独特的乡村景观。

二、云南彝族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此前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实施，云南省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影响力的村落保护和利用模式，如以原貌保护为主的“沙溪模式”、以群落保护为主的“西庄模式”、以发动社会保护为主的“和顺模式”等。

由于彝族传统村落大部分分布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当前对彝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利用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对策措施尚不足等，导致彝族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任重道远，当前还存在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对传统村落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意识不强彝族传统村落作为彝族历史文化的见证和体现，底蕴深厚，具有特殊的价值。

云南而言，彝族是省内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星罗棋布，资源得天独厚。

但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村民对彝族传统村落的认识较为滞后，影响了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

首先，客观来看，申请传统村落保护一定程度会牵制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限制当地支柱性工作的开展,部分地区政府、村民会故意回避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这就出现了部分县市居然没有一个传统村落申请保护。

而那些已经申请了传统村落保护的部分村落，也会为旅游业发展不顺利，工业又不能发展的窘境而后悔。

即使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保护利用传统村落表现出较浓厚兴趣，但却单纯地把传统村落的保护理解为发展旅游的权宜之计，因此出现一些短期行为,结果适得其反，破坏了村落特有的氛围，自然难以吸引游客。

其次，村民缺乏保护意识。

由于彝族传统村镇多处于山区深处，部分村民思想更新不足，不能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性，不少传统老屋或传统艺术形式正逐渐被人们遗弃，不少古建筑破旧不堪，无法修葺，或空屋闲置或堆放杂物，有的甚至成为牛棚羊圈，传统艺术形式也多处于濒危状态。

再次，在实际生活中，部分村民对自己居住的传统村落没有荣誉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活中还常常发生一些不自觉地对传统风貌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

(二）旅游开发与传统村落保护存在内在矛盾在部分实行商业化旅游开发的彝族传统村落, 随着旅游者的大量涌入,虽然使村落获益匪浅，但也打破了村落的宁静气氛。

传统村落本身面积有限，对游客开放的空间也有限，大量的游客造成部分区域承载力过重，同时，对利益的追求促使村民大量开办农家乐、家庭旅馆,传统民居院落被形象刺眼的现代楼房、旅馆、农家乐建筑替代。

虽然村落旧貌变新，吸引了外来客人，增加了收入，却把原有古朴自然的村落景观破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旅游开发存在的商业性，对传统村落文化，尤其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受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利益的趋势，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依据“需求”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局部内容进行无限放大，或是加以夸张和修饰，甚至出现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的现象,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原生态特征置之度外。

为了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部分旅游开发者将村民的民俗文化加以改造并逐渐夸张，向着低俗化的方向进行引导，破坏了非物质文化的内涵。

比如，在一些旅游景点，彝族姑娘房习俗被随意演绎, 意在招徕游客，利用游客的猎奇心理达到获取丰厚收益的目的。

(三）体制机制不顺和行政成本过高导致项目申报积极性下降虽然国家层面在开展第一批传统村落保护时即明确提出:传统村落保护的责任主体是县级人民政府，但现实中往往出现转嫁申报成本的情况。

传统村落保护首先要开展编制保护规划、制定保护档案等前期工作，每个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编制经费在20~30万元之间，由于各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大部分县市区无法筹集大额规划编制经费，从而采用了将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任务下移至乡镇，而乡镇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有苦难言。

从而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申报成功的乡镇硬着头皮完成规划编制任务后不敢再向上申报更多的传统村落;另外一方面是其他乡镇即使有更多更好的传统村落也“望村兴叹”，不敢贸然申报。

由此，形成了具备传统村落申报条件的村希望得到国家财政扶持、县级政府希望扩大传统村落保护面、乡镇一级不愿不敢向上申报的现象。

另外，中央扶持资金通过财政一事一议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两个渠道下达后，均要按照相关程序逐级上报，并按照要求进行相关技术审查，在导致各保护项目迟迟不能开工建设的同时，又因行政成本的增加使基层叫苦不迭。

(四）空壳村问题使得传统村落日益空心化，传统文化后继乏力随着城镇现代生活和就业机会的多样化选择, 大量的彝族青壮年纷纷离开村落，到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与谋求发展，造成村落空心化。

据对楚雄州2220户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外出就业劳动力中16至40岁的青壮年就业者占外出就业总人数的88.11%，并且外出到县级以上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占外出务工人数的80%以上。

村中青壮男女的生活节奏一般是春节回家、节后返城，平时留守的是老人和儿童。

空巢现象使得古村人气不旺，而古民居缺少人气和烟火的熏烤，日益衰朽，一些古村落濒临煙灭。

从乡村发展和文化发展来说,人口流失带来的不只是物质遗产的消失，饮食、风俗、手工艺品，这些依附于彝族原住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受到威胁，传统村落面临着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对象后继乏力的窘境。

传统上，由于交通不便,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方式，农闲之时，彝族人常常聚在一起, 借助自己制作的乐器，如葫芦笙、竹笛、响蔑、树叶等自娱自乐。

楚雄州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州级彝族自治地方，号称“歌舞之乡”，乡村彝族节日歌舞活动素来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