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书法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汉简书法

汉代筒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文字到了汉代，即由篆到隶这个阶段，在文字发展史上是一次革命，一次巨大的进化，在书法史上更是如此，它对

后来书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郭沫若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使便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法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这就说明了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也同时发展了它的书法艺术。到了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已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书体，证明了两汉时期书法艺术之繁荣昌盛、同时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更为广泛，统治阶级加以提倡有关。在汉代的法律中规定选用吏官要“以六体试之”，可见书法在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具有了法律的重要性。字写的好坏与知识分子们的升迁进退有很大关系。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更大为提倡书法艺术。历史记载，“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可见书法在上层建筑领域界是何等的重要。另外，汉代立碑之风大兴，这也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使书法家们英雄有用武之地。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欣赏和要求也愈来愈高了。西汉时的隶书和秦代的隶书是相因袭的。《居延汉简》中的大部分字，形态用笔变化很大。有的生辣雄动，属于古朴的隶书，有的草率急就，自由开放，成为章草的范畴，有的是篆意较浓的秦隶，有的是形态飘飘的分书，还有的开始向真书转化。综观诸类简书、形体纷繁，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其次简书中的书体、除部分尚工整外，多数由于使用的原因，和社会生活日趋繁杂，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这也是简书书写中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反而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一种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拙实，使转变化较速而不拘谨的古拙之风韵。

简书在笔法上，带有篆意者沿用圆笔书写，发展到隶书时则为方笔，藏起笔锋，中锋行笔。简书中的字绝大多数是小楷，《居廷汉简》中间或也有寸方大字，但为数较少。从随同汉简一起出土的毛笔来看，是属于狼毫小楷，弹性很大、制作精良，宜写小字。发掘中未发现写大字的笔，从简书大字分析，一定也是用硬毫书写的，可见当时的书写工具毛笔的制作已很发达。

文字的书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后精。规整的隶书、行书、草书（章草和今草）、楷书，就是从这种不规整的字体中产生的。这中间经过长期的琢磨、苦练、加工整理、世代因袭演化，形成了

规律，逐步达到精美的规整。西汉早期的《居延汉简》到西汉末年的《武威汉简》，足可证明。尤其正式应用的文字要求整严茂密，美观整齐，用笔严谨，章法规整，《威武汉简》正体现了这些特点。

简书中的用笔、章法、布白也都具有独特的风韵。简书因书体庞杂，用笔也有区别。凡是古篆，用笔虽由圆转改为方折，但这承袭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还是长方形的，得其纵势。到了汉隶、分书用笔则把某书中的圆笔变为方笔，线条开始有了粗细变化，造型改为横势，正面取势，这从用笔和形体上既可看到发展也可看出在发展中的过渡。现在我们写隶书都知道用笔上的“藏锋逆入”、“逆入平出”这一基本的用笔方法。还有“蚕头燕尾”的笔势。这些都是规整化的隶书特点。但这些规整化的特点不是一下就形成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规律的。隶书在古隶阶段，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银雀山《孙膑兵法》、《流沙坠简》、《居延汉简》都无特定的笔法，随便自如，草率急就，各体都掺以草书。书法在用笔上的发挥，说明草体字在字体演变中的作用，是符合书法发展史的规律。如隶书的起笔多是逆锋，但加草以后的简书，逆锋多不明显，放纵自然，甚至有些起笔处是露锋，转折之处出方析又变为圆转，这些都是后来草书的用笔。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简虽也有字数的限制，但不受限格所围，可以变化安排，有纵行而无横行，在西汉的简书中常有此种布局。到了东汉的简书基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在单行简中还可以看出偏左取势，以让过于波画，这是隶书发展到波磔突出以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则无此现象。简书中还有把竖笔拖长下来的笔势，常有渴笔出现，并加粗笔划大胆用墨，确有草书悬针垂露的特点，加上用笔上的流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别具天趣的艺术效果。这种章法用笔上的创造，后来被草书章法所采用。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丰富冬彩，摇曳多姿，为后来魏、晋时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简的大量发现，是研究我国历代书法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今天从事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借鉴。

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 ，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但是，由于地处大后方，条件艰苦，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详细的居延附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详细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4]

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胜利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改进，可惜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a 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