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

《史記》百年文學研究述評

作者：曹晉 [2001-7-15 8:03:16]

自漢至清，《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注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

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於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

，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宏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註：關於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狀況，肖黎、張大可、俞樟華、張新科等學者已在80年代初期就有所論述，但由於其論述的時段側重建國至80年代的綜合性述評，故在研究的時間與論述的內容上不能涵蓋百年來《史記》的文學研究，但本文也得到上述諸家的啟示。），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

生平、家世（註：關於他的生年，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是張守節、王國維等持論

的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二是司馬貞、桑原騭藏、李長之、郭沫若等主張的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年）。1916年，王國維發表《太史公系年考略》，19 23年又發表《太史公行年考》，收入《觀堂集林》卷十一，第一個將司馬遷的生卒年與

生平經歷的考證結果公諸於世，他認定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年。鄭鶴聲《司馬遷年譜》以王氏論著為藍本，有所補充和增訂，還附《司馬氏世系表》、《

尚書傳授世系表》、《司馬遷遊歷區域表》、《司馬遷交遊表》。王氏對司馬遷卒年的

論斷：其卒年「絕不可考，……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已獲得學界認同。

而司馬遷生年的另一主張最早則由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提出，1922年《東洋文明史論叢》

刊發了他的《關於司馬遷生年之一新說》的論文，該文由周德永譯成中文，刊發在《中

國公論》1942年5月7卷2期第95到98頁，其文認為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

135年，此說在李長之1948 年出版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得到伸證。另外，張惟驤《太史公疑年考》提出司馬遷生於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前129年）說，此說出自臆斷，不足討論。還有張鵬一著《太史公年譜》，對司馬遷生平系年有較細緻的考索。司馬遷的卒年尚無確切文獻可證明，大抵與漢武帝相終始。司馬遷出生在一個世代相傳的史

官家庭，十歲誦古文（籀文），曾向前輩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又向董仲舒學習公

羊《春秋》，打下了儒家的思想基礎。他的父親司馬談，做過三十多年的太史令，學問

極為淵博，他以道家觀點所寫的富有學術和政治意義的論文《論六家要旨》，批判了儒

、墨、名、法和陰陽五行家，而充分肯定了道家。《史記》中對諸子的評價，受此影響

甚大。司馬談於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故，臨終受命司馬遷要做第二個孔子，寫第二部《春秋》。司馬遷矢志繼承其父命，孔子那豐足的溫潤人情和博雅風度，以及「六藝

」等優秀的文化遺產的光芒無不陶醉並照耀著司馬遷明澈的心靈，激發著他卓越的學養

和才情，父親的叮嚀也時時鞭策著他上進。同時，統一而強盛的漢帝國聲威與文化氛圍

也為他提供了寫作通史的條件。）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

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歷史唯物主

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

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

》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

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

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

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

》三家注等領域。學者借鑒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

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一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

的重頭戲。

一

五六十年代的報紙展開過「《史記》的文學成就的評價」和「《史記》藝術力量的

根源」問題的討論（註：如《解放日報》1959年4月4日和5月9日分別載陳詠＠①的《〈史記〉文學成就的評價問題》和山鷹《應該怎樣評價〈史記〉的文學成就》，《光明日報》1960年3月13 日載慕義《〈史記〉藝術力量的根源》；《陝西日報》1958年11月9 日載杜甫若《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同報1961年7月29 日載伊凡《偉大的文史學家司馬遷》，可見時人還是把《史記》的文、史成就並重並論的。）。80年代以後

，《史記文學成就論稿》等著作直論《史記》的文學價值，可見《史記》的文學性一直

為學者所看重。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司馬遷）發憤著書，意旨自激……

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

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

故能如茅坤所言：『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傳魯仲連

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司馬遷著史絕不是簡化為文獻的收集與整理、考證，或是以一種冷漠的態度從外部

觀察歷史，他本身是帶著深切的痛苦去理解過去時代人物的奮鬥與成敗。《史記》是文

學的歷史，也是歷史的文學，是文學與史學的高度統一。

溫徹斯特評論其原理說：

史之成為文學者，正是其激動感情之力為耳。而《左傳》、《史記》之為文學，乃

古今所公認，其故是《左傳》、《史記》敘述結構，多訴諸感情耳。本來，文學的表達

與歷史的記載，亦有其區別，前者目的在於求美，詞章愈優美，旋律愈起伏越佳；後者

的目的在於求真，故事愈近事實，愈近真理愈好。易言之，前者為抒情動感，後者為傳

知表信。就其語言而論，前者為負荷情意的江流，後者為裝載概念的舟車。然這二者並

非絕對衝突的，譬如《左傳》、《史記》即將二者兼容並蓄（註：轉引自游信利《史記

方法論·緒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可見學者對《史記》兼具文學、史學價值的肯定。文學意識結合於歷史意識，即是

歷史學家重新體驗，並賦予生命之情感於歷史事件的記述與分析之中。歷史只有被賦予

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靈魂的歷史，中國史學早在上古就突破了「如實敘述」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