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广州港口的研究

唐代时期广州港的研究

【摘要】：唐初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并与近20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广州濒临珠江,水路往南海等地非常便利。出珠江口,向南经南中国海,可达南海各地,再出印度洋,可远至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区。唐以前,已有中外船舶来往于这条水道,到了唐代,发展为当时中西交通的一条重要航线。

【关键词】:唐代广州港口海上贸易

一、唐代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

1.唐朝的对外开放与市舶司

唐朝推行开放政策。唐初修订《唐律》，尊重外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赋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让外国侨民安居乐业。唐中后期，海上丝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岭南当局修订法例，规范海商遗产继承的惯例。大和8年（公元834年），朝廷以法令形式将这些惯例规定下来，都有利于海上丝路的发展。

唐朝往岭南派遣专使，主持贸易事务，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兴盛期的重要标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稍前，桂管佐僚杨志本被任命为“岭南市阙珠玉使”，“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散国财，市蛮宝”。这是史料所见唐朝委派专官管理贸易、珍宝等事务的最早记录。

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二月十六日，唐高宗发布《定夷舶市物例救》云：“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至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敕文中“所司”，应该是“岭南市阙珠玉使”或市舶使一类专使。

市舶使首见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首任市舶使周庆立。唐代市舶使的差遣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定夷舶市物例敕》看，可能显庆六年已经存在。在选官上或以专官充任，或由岭南地方长官兼任。开元间（公元713-741年），以宦官充任市舶使。唐中后期，宦官更占上风，尤其是以广州监军兼任市舶使。2.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及物资

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南海地区和阿拉伯地区。这些地区的商人经常放舶到广州从事商业活动。当时,到广州的商船,按来舶的地域、国家的称呼有:南海舶、西南夷舶、海道商舶、番舶、南海番舶、蛮舶、西域舶、昆仑舶、昆仑乘舶、波斯舶、婆罗门舶和师子国舶等。时人有言,商舶“舶交海中”,“不知其数”,呈现出“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壮丽图景。如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进入广州港的商舶有四千余艘,每日平均有十一艘之多。这一数字,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总可以反映出当年到广州的商舶是相当多的。当时曾到过广州的阿拉伯人也说,广州是中外“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中国商货和阿拉伯商货所荟萃的地方。”从

南海等地输入广州的商货不下几十种,主要的是各种香料、珠贝、象牙、犀角等“珍物”,每年进口数量缺乏记载,但从所谓“珍货辐凑”,“壤宝山积”,可以看出进口量是相当多的。这些物品,部分转销朝鲜和日本。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出任岭南节度使的王愕,每天均发十余艘船,“载皆犀象珠徘”,北上转卖,攫取暴利,以致“数年,京师权家,无不富锷之财”。

商货进到广州港口,即存放在专设的仓库,妥为保管,期限六个月。进口的商货要纳进口税,名日,“舶脚”或“下碇税”。税率多少,我国古籍未有记载,苏莱曼谓为抽取商货的十分之三。这一说法,可能不确。就宋代看,大多是抽十分之一,理推唐时的抽税不会高出宋代那么多。进口商货中的珍贵物品,如珠宝、犀、象等,均不能自由买卖,是谓“禁珍异”。珍异之物,有的以“进奉”的形式卖给宫廷,有的由当地政府收买专卖,谓之“收市”或“榷”。

商舶给广州带来很大笔收益,地方官吏搜刮的且不说,而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亦关系很大,如八世纪末年,光禁榷商货的专卖的收息就等于当地两税的收入。“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垺”。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围攻广州,唐统治集团就惊呼失掉商舶的巨额收入,招致国库废竭。

二、唐代广州通海夷道

贞元（785—804）年间，宰相贾耽记录了唐朝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这条远洋航线经历了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中国连结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的重要纽带。9世纪阿拉伯一些地理学著作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程，可与贾耽所记相印证。

广州通海夷道的畅通是得益于广州港口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优良自然条件。由于广东雨量充沛，这就使珠江水系经常保持充足的水位，大大有利于航运的发达，而广州地处三江出海汇合处，正当珠江水系的中心，成为海运和河运的交通枢纽。

黑石号的发现就是广州通海夷道的最直接证明：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北的印坦油田海域海底，打捞出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海船—黑石号。该船长装饰华丽，而且装载有大量货物，其中有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大部分运载物都出于公元920—960年间，可以确定是一艘从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甚至有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阿拉伯古籍也记载，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南方所有

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

隋唐时代，广州港发展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贸易的东方第一大港。9世纪中叶(相当于唐宣宗大中年间)，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Ibn khordaodbeh)着《道程及郡国志》(1865年Bcorbier de Meynard译为法文：《Le Livre des route et des provinces》)；布罗姆哈尔在其着《中国的伊斯兰教》，和苏莱曼(Suleiman)于851年写成的《东游记》等书所记从波斯到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航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唐代广州出发到波斯湾和东非以及欧洲的海上航线，是继汉代以来延伸了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程约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显示了唐代广州港在航海贸易方面的世界先进地位，标志着唐代广州港起航的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三、唐代广州港的发展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由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外侨不断增多。外侨侨居广州,唐以前已有,但数量不会很多,而到了唐时期,随着对外交通的蒸蒸日上,南海、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大批到来贸易,有的定居下来,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那样,“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主户,迄宋不绝,……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由于外国侨居者不断增多,无论生活习惯,或组织管理来说,自成一居住区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就出现外侨聚居的区域—“蕃坊”。另据《旧唐书》《卢钧传》记载,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卢钧出任岭南节度使,才禁止外国侨民与当地人杂居,“先是,土人(指广州地方居民)与蛮僚(指外侨)杂居,·一钧至立法,俘华蛮异处”。外侨另设居住区,大概就是最初的“蕃坊”。唐代广州有多少外侨,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他们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有的“相婚嫁”,结下亲戚的关系,有的还相当富裕,不但经营商业,且“多占田,营地舍”。他们在沟通本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宗教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当时传入广州的宗教有:伊斯兰教、犹太教、耶苏教、印度教和佛教,这些都是亚非地区的主要宗教。直至今天,仍可看到当时伊斯兰教留下的遗迹:其一是一贤墓。据明何乔远《闽书》:穆罕默德派弟子四人于唐武德中(公元618一626年)到中国传教,大弟子传教于广州,死后葬在广州,其墓至令仍保存着,称为“一贤墓”;其二是怀圣寺和光塔。这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建筑。宋人著作提到,这寺是唐怀圣将军建的,故名“怀圣寺”。由于唐代没有怀圣将军的衔头,一些外国学者便否定该寺不是建于唐代。其实,宋与唐不过一代之隔,对于这样大的建筑物,是不会弄错时代的。但由谁来建筑恐怕就不会那么清楚了。宗教的传播,一方面带来迷信,另一方面也起到传播文化艺术的作用。

大量的外国商货的输入,给当地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增添了色彩。外来商品除珠宝等奢侈品外,不少是有实用价值的,如香料,在调味和医药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还有不少动植物在广州繁生种植,如波斯枣树、桃榔树等。

通过广州对外交通的渠道,我国的物质文化对南海等地区也有很大的影响。唐代的中国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威望。唐宋以来,南海、阿拉伯人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文字为“唐字书”,外国人在中国留居叫做“住唐”。“唐人”的叫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