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评介

第30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5月 Vol.30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8

────────── 收稿日期：2008-01-22 作者简介：罗丹（1982-），女，湖南绥宁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 28 -

《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评介

罗 丹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文学批评是翻译研究者的工具，它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框架性的指导；翻译也可以作为文学批评的分析手段，为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贡献新的视角。《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是这个尝试下的力作。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批评；翻译；分析手段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8)03-0028-03

Review on Translation & 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 as a Mean of

Analysis

LUO 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tool for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ranslation can also be the analytical measure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ovides new visual angle for literature scholars especially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 This essay is a tour de force under this attempt.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ranslation, analytical measure

随着译学的发展，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多恩》中提出翻译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形式，批评行为与翻译行为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1]。《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也说：“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近邻和基础，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思路和借鉴。”[2]文学批评为文学翻译批评服务，甚至为草创中的文学翻译批评学科提供框架性的指导，这是我们翻译研究者的一个“拿来主义”的态度。有意思的是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们也试图从翻译中寻求新的视角。马瑞林·加蒂斯·罗斯（Marilyn Gaddis Rose ）的著作《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 as Analysis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下的产物。

一、内容简述

《翻译与文学批评》（1997）最初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我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得

到授权影印出版，属于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中的一本。作者罗斯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有突出成就的比较文学教授、翻译研究与教学项目主任。

本书主要阐发了翻译和文学批评的关系，从以比较文学为本位的角度指出翻译和文学批评的结合可以丰富阅读活动、教学活动。通过大量个案的细致分析，作者集中有力地论证了翻译（译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批评和教学起着积极作用。全书共101页，分成前言、正文、后语、附录、术语表和参考文献几个部分。

前言以作者翻译法国象征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小说《未来的夏娃》中的一句献词开始，开章明义地指出翻译和文学批评的结合可以丰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作品和修辞学著作的阅读活动，并宣扬一种“stereoscopic ”（三维的）阅读方式，也就是阅读时一边看原文一边看一种或几种译文。

罗 丹：《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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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是文学批评的几个基本假定。第一个假定引入了阈际文本（interliminal text ）这个概念，即处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抽象文本。在简要评述了注重实践、过程、产品和本质的各种翻译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第二个假定：自己的理论是重视过程和产品的，并且非常依赖对翻译本质的直观认识。接着作者划分了现代翻译史。

第二章讨论了翻译和文学批评的兼容性。作者认为在这两者中，翻译的作用是引导、伴随和支持文学批评。而翻译和文学批评说到底都是为文学研究服务的，但在严肃的文学研究中三者应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作者澄清了两个误区：第一，创作不是完全自发自觉的行为，翻译也不是只适合二流作家去做的彻底功利性的行为；第二，翻译和文学批评不分高低，它们也不比创作高级。并为翻译帮助进入文学指出了两个方法。

第三章从个案中进行历史回顾。作者认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翻译研究史是一部对流行文学口味迎奉的历史，所以翻译“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只是要求译文符合“为大众接受的修辞手法”的建议。作者认为译本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反映了文学史的历时变更，文学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学的斡旋史。具体例子有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伯特·加缪的《局外人》，以及两个译本（英国现代主义者斯图亚特·吉尔伯特1945年译本和美国后现代主义者马修·沃德1988年译本）。

第四章谱写了文学史平衡——调整——平衡的循环旋律。作者指出这个三部曲是人类生命运动的轨迹，就像心跳一样。翻译一般随着文学史上各流派的收缩-扩张的交替而存在。反常的翻译行为即为伪译，伪译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尽管译者和编辑容易走保守路线（收缩），新的规范和选择（扩张）一直会出现在循环运动中。通过分析波德莱尔译爱伦·坡的翻译策略，作者指出英国文学停留在扩张期比法国文学更长、英语比法语更具开放性。

第五章主要讲述波德莱尔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情况。波德莱尔翻译和研究爱伦·坡的作品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奇异故事集》的译本出版在1853年，诗歌集《恶之花》是1857年。作者对爱伦·坡的《厄尔大宅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第一段中的几个句子做了具体分析，通过英语原文——法语译文——英语简单回译的比较，得出结论：通过波德莱尔对翻译，坡的故事合理性增加了。而翻译家的经历对波德莱尔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六章重点讨论波德莱尔作为诗人，其作品被翻译的情况。作者认为虽然真正令人满意的英译本尚没有出现，波德莱尔在德国的译介却为翻译理论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沃特·本雅明因此沉淀出关于语言和翻译的思考。通过对《恶之花》中小诗《沉思》的译文对比，作者指出本雅明译本（1923）太过直译所以并不成功；斯坦凡·乔治译本

（1891）则是译作超过原作的证明。作者还评价了多元系统论和描述译学，并肯定了阐释学和解构主义的策略对三维阅读的积极作用。

第七章转向小说的翻译。她选取了三个著名小说作为例子：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1838-40），译者是斯科特·蒙克利夫（1928）；福楼拜的《情感教育》（1869），译者是罗伯特·巴尔蒂克（1964）；波德莱尔的《拉·芳法罗》（1847、1869），译者是卡门·斯沃夫·皮娜（1996）。作者说，前两部小说的经典地位通过译者高超的译法和敏锐的灵性得以巩固。后一位译者的译文虽从未出版，但女性的译本为理解原作增添了新的视角。

第八章结论部分讨论了原文和译文的平等关系。作者指出，地位的平等并不是强调任何形式对等或功能对等，它与本雅明关于语言和翻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符合当代文学批评和思辨哲学的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再次强调原文和译文中间存在一个有着丰富意义、典故和声响的阈际空间，对译文的理论-分析研究有助于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阅读。

后语中作者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选择例子时刻意避免了下列因素：赞助人、政治不平等和非文学翻译，仅仅少量提到了性别不平等。第二，明确表示自己支持“新直译” （neoliteral translation ），推崇三维阅读。作者也意识到翻译在丰富文学阅读的同时造成了更复杂更棘手的问题，因此她提出了两点希望。

教学附录针对教育领域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即年复一年面对相同的教材和方法老师们可能缺乏热情，从而影响教学质量）提出三点策略。

二、论著的主要特色和贡献 1．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本书的作者是比较文学方向的教授，全书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为本体。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从翻译中寻找新的批评手段、新的阅读途径，最终为研究文学作品服务。“文学批评依赖翻译；反之，翻译从文学批评的严谨中获益。”

[3]

作者指出在所有的阅读活动中，唯有译作的阅读带有最深

的时间和人物烙印[3]。文学作品本是二维的阅读，作品两端联系着作者和读者，译者这个维度的加入使阅读行为变成三维阅读：人物和时间都是三维的。同样是英法双语读者，阅读爱伦·坡的原著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和阅读波德莱尔的译作La Chute de la Maison Usher 不一样。这种从别的相关学科寻找研究新视角的做法值得我们翻译研究者借鉴，也是翻译研究文库最初引进本书的原因之一。

2．集中紧凑的微观论证

本书的主要论点其实只有一个，即译文（或翻译策略）能为文学阅读、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提供新的途径，使阅读、批评和教学具有更丰富的意义。全书正文共八章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论点展开，因此全书的结构显得十分紧凑，论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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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作者的选例是不至于使问题复杂化的纯文学作品，即那些“我在教学和研究经历中接触和熟知的中性西方经典名

著”[3]。对一些具体个案的分析细致到了单词的理解和翻译，

如司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开篇处出现的词volupté。

3．形象生动的理论比喻

作者对文学作品有着生动的比喻：文学作品是根有弹性的中转轴，对它的阅读是围绕这根轴做水平或垂直运动的圆周。[3]原文的圆周和译文的圆周间存在一个阈际空间（interliminal space ）,处于这个空间的文本就是interliminal text ，这个文本是译文贡献给原文读者的礼物、也是翻译理论献给文学批评的礼物。另外，对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作者比喻为心跳（heart-beat ）。“整个西欧和北美的文学史都在扩张和收缩之间交替。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属于收缩期。…后现代主义…显然进入了扩张期。”[3]如果说收缩代表着保守和理性、扩张代表着开放和非理性的话，西方的文学史确实有着鲜明的收缩——扩张轨迹。

4．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启发

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指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批评方法经常是静态的）[4]。“文学批评”立足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有文学或作品为物质依托；但现在有的翻译批评活动逐渐脱离具体的文本或文本反映的现实，其批评对象变成了空泛的理论或抽象的整体。《翻译与文学批评》始终立足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论证紧密围绕翻译如何为文学批评提供新视角这个论点展开，是以小见大的扎实研究。这为文学翻译批评敲响了警钟，“翻译批评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评价眼光…只是它的理论思维的指向始终是具体的、特殊的对象，而不是指向一般的、普遍的规律。”[2]我们的文学翻译批评应该立足于具体可感的对象，建立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

三、不足与遗憾 1．选例的体裁太局限

作者在第一章里说[3]，选例局限于诗歌和小说体裁，因为小品文和演讲虽然可以提供少许例子但与读者的个人喜好、观念有太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太通俗。刻意避开戏剧的原因有三：第一，戏剧翻译可以是从剧本到演出，也可以是从一种文字的剧本到另一种文字的剧本；第二，该问题在一些专著中早以有所论述；第三，作者只关注阅读习惯而非其他。诚然，戏剧较之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情况更为复杂。首先，它是民间、民族特有的；其次，它以表演为主要形式；最后，它突出对话而简略其他叙事语言。但戏剧无论从时间还是艺术形态上说都不次于小说，如果将它文学批评中剔除无疑使得该书的研究范围残缺了一大块。作者避开它的真实原因也许是戏剧这种民族性太强的作品不管在舞台上还是文字上只能通过归化的手段来表现，而作者倡导的“新直译”的翻译策略在这部分无法自圆其说。

2．理论稍显薄弱、与翻译联系不太密切

论点的单一或者说集中是该书的优点也是缺点。本书实际上的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即翻译可以作为分析手段使比较文学的阅读和教学活动得到丰富和深化。全书用大量的个案分析加上形象生动的理论比喻强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比起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中其他理论性著作来说，该书的理论深度稍嫌不够；比起其他实践性著作来说，该书的主体研究对象不是翻译。当然，这都是从我们翻译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苛求了。

四、结论

《翻译与文学批评》一书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将翻译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服务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教学活动。这种跨学科的思路对一直致力于思考翻译问题本身的我们可以起到启发作用。而翻译理论、文学批评和“批评的批评”的翻译批评三者的关系也是值得翻译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安托瓦纳·贝尔曼.翻译批评论:约翰·唐[A].许钧,袁筱一

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4-297.276.

[2]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6.49.

[3] Rose, Marilyn.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

as Analys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2007.11,7,74,7,23,8.

[4]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

出版社,1949/2005.32.

（责任编辑、校对：朱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