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异同

浅析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异同中国和法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同为亚洲和欧洲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

在全世界近代化的浪潮中，两个国家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本国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深刻影响了人类走向民主与文明的历史进程。

作为欧洲和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这两场革命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去甚远，但过程上却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

两场革命面对的分别是欧洲和亚洲专制程度最高的封建王权，革命结束后都出现了军事独裁甚至皇帝登基。

但透过这种表面的相似，两场革命所处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们在实质上差别悬殊。

本文试图通过对东西方两场革命背景、过程及影响的比较，分析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及其原因。

一、两场革命的相同点(一)革命对象在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之前，法国和中国分别是欧洲和亚洲绝对君主专制最强大、最典型的国家。

具体表现为两国都面临一个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和强大的王权，成为革命最大的阻力和将要推翻的对象。

伴随着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革命前两国的封建政权都已腐朽不堪，政府负债累累且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的愤怒，构成了革命爆发的社会原因。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波旁王朝已统治法国整整200年。

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期间(1643－1715年)，法王的军事、财政和机构决策权大大强化，并因此成为欧洲君主专制的典型和榜样。

他极力削弱贵族的权力，施行重商主义，将法国打造成一个巴洛克式的专制王国。

法国在18世纪不断发动或卷入对外战争，还要维持王室奢靡的生活，因而不断提高税收。

法国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了98％，物价增加了65％，人民收入只增加了22％。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国又参加美国独立战争，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企图向本已生活艰难的第三等级加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清王朝时期发展到顶峰，“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最后一幕辉煌。

清朝设立军机处，使皇帝的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强化了君权。

清朝后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从洋务运动到“预备立宪”，清廷尝试了多种改良的道路，但对于皇帝掌握的最高权力仍丝毫不肯放松。

为了支付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导致的大量赔款，清政府将大量赋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人民生活苦难深重。

正因为封建王权的异常强大和顽固，决定了法国和中国不可能走上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道路，必须经过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方能使人民得到解放，不如此就不足以彻底推翻封建统治。

(二)革命性质及制度性成就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都具备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从经济层面来看，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的情况下爆发了革命。

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都处于被压迫的境地，有掌握政权的强烈要求。

虽然辛亥革命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色彩，但从革命过程来看，其主要矛头仍是指向封建政权。

两场革命都完成了推翻君主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使命，因此其革命性质具有同一性。

两场革命都取得了一些制度性成就，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也印证了革命的性质。

1789年至1791年，在制宪会议的主持下，法国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持久的制度性成就。

例如，改造特权等级和天主教的法令、废除内地税和行会法令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旧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造，基本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预定要达到的目标。

《1791年宪法》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标志着法国从传统的贵族社会跨入近代公民社会。

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参议院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以三权分立原则组织政府，赋予国民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以上两部宪法虽然后来都被废弃，但它们的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权力，民众从此有权以法律为武器反抗任何暴政和专制。

(三)革命后出现的军政府和强人政治在革命的后续方面，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1799年11月9日的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拿破仑建立执政府取代了督政府，开始了长达14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就夭折了。

1912年3月l0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结束，开启了长达15年的北洋政府军事独裁。

袁世凯于1916年公然称帝，试图建立袁家王朝，旋即失败。

两场革命后的情形如此巧合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共因。

两场革命后期，法国和中国都处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混乱状态，革命期间建立的临时政府无力克服危机，稳定形势、重建秩序成为当务之急。

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靠自身力量无法维持稳定、保护革命既得成果的时候，两国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结束混乱，这就为军人参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拿破仑和袁世凯各自统领着本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无论西哀耶斯(法国督政官)还是孙中山此时都意识到，借助军队的力量实现稳定、结束革命，是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两场革命后期出现的特殊历史条件，使民主共和制让位给集权体制、文人政府让位给军人政权，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两场革命的不同点(一)时代背景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相隔一个多世纪，分处世界近代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

这种时代背景的不同，也决定了两场革命的任务有着很大区别。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大规模手工工场生产是主要的经济形式，整个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世界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在革命爆发前的法国，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僧侣和贵族的压迫和剥削，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矛盾。

自“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后，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并不存在外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威胁。

这种情形决定了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任务即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虽然革命爆发后，法国面临欧洲君主国家的联合入侵而被迫反抗外敌，但此时欧洲各国干涉目的在于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阻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输出，并非要灭亡甚至瓜分法国，法国并不存在主权危机。

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西方主要国家此时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从欧美扩展到亚洲和非洲。

这一时期的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人民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这导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往往具备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

中国在近代长期面临着主权沦丧、国家被瓜分的危机，这种危机在《辛丑条约》之后发展到顶峰。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这种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双重任务。

因此也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分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

(二)领导力量及其组织形式革命领导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场革命能否最终取得成功。

中法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决定了工业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尚不如手工工场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力量强大。

导致这种怪象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具备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国那样适合资产阶级发展的土壤。

18世纪的法国已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阶段，在商业中获利丰厚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经济政策扶持的对象。

法国自路易十四时期就开始执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保护本国工商业不受外国工业品的冲击，奖励生产鼓励出口。

法国大革命之前，除手工工场业发展迅速外，金融业也极度发达，包税人和银行家通过包税和放债左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资产阶级的财富超过了贵族的财产，成为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以至于“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除去几百家名门显贵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

反观晚清时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大量投资办厂，资本输出恶性膨胀，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形成了垄断地位。

辛亥革命前，外国资本已垄断了中国生铁生产的100％、内外河航运的84.4％和铁路的93.1％以及煤矿的76.3％，这相当于扼住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咽喉。

“洋务运动”又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官办资本，这些企业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

由于外来资本和官办资本的优势地位及享有的种种特权，加上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观念的消积影响，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举步维艰，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且具有天生的妥协性。

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了革命的号召力和彻底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两场革命领导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有很大不同，这影响到革命的复杂程度和是否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法国大革命不是由有组织的政党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

在革命最激烈的阶段，先后出现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革命理想各不相同的政治派别，领导革命不断向前。

法国大革命不具备一个孙中山那样的精神领袖和旗帜性人物，这大大加深了革命的复杂性。

在激昂的法国人民推动下，革命日益驶向一个未知的方向，以至于君主立宪政体和温和的民主共和政体先后被推翻，革命发展到全面的恐怖统治。

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辛亥革命显得更具组织性和方向性。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全国性政党，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国内外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明确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任务，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

在同盟会的外围还存在一些革命团体，协助同盟会开展全国革命，例如武昌首义就是在共进会的组织下爆发的。

当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后，大部分同盟会成员认为大业已成，辛亥革命迅速终结。

(三)指导思想受制于时代背景和启蒙思想普及程度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有很大不同。

1789年《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是人权和法治。

宣言中强调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的原则，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意识。

《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改造封建社会、引导法国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指针。

从法国大革命精神中升华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更成为近代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其影响可谓深远。

但这种思想过于理想化甚至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脱离了法国的现实，以至于群众的激情难以遏制，资产阶级也无法控制革命的方向，1793年时革命的指导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全面恐怖。

这说明，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革命前启蒙运动积淀的精华，体现了“哲学家的精神”，它过于先进而超出了法国资产阶级所能驾驭的范围，因而带来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