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哲学流派

中国哲学流派儒家：儒家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制，在教育上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君王应行“仁政”，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许多统治者的尊重，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下，诸侯之间各为已利而崇尚武力，儒家的德政很难得以施行。

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尊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家“知天文、识旱涝”，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

它担“天下教化之先声”，有“以一号百”的影响力。

所设“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于各地积极办学。

亦是维护社会道德、纷乱中凝聚力量的最庞大的文化核心。

道家：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伏羲一画开天。

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

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

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之宝术。

以老子、文子、庄子，管子等为主要代表，主张“虚无、自然、无为、守静、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等。

道家现存为三大学派：黄老之学，老庄之学，杨朱之学。

余者经秦火，汉火，书葬，衣冠南渡皆亡佚。

法家：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

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墨家：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

创始人为墨翟。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

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

后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名家：“名家”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

名家是先秦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家”或“辩者”，西汉始称“名家”。

名家主要活跃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善于辩论，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

在历史贡献方面，名家首开名辩之风，扩大了谈说论辩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和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辩治乱、辩名实、辩异同、辩是非、辩善恶的名辩思潮。

由于名家自古以来主要以“正事物名”为研究对象，所以该学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主张，但却留有两个对事物、对逻辑作不同解释的学术派系，分别是“合同异”和”离坚白“，而提出该两个思想的代表人分别是“惠施”以及“公孙龙”。

杂家：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

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

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

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杂家虽是以道为本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纵横家：纵横家，《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后因称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者为“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

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其祖乃鬼谷子，又名王禅，战国时代卫国人，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

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阴阳家：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

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阴阳学是古代汉族重要的哲学思想。

齐人邹衍是其代表人物。

大体而言，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的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图式，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古代汉族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

农家：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

该流派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

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

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

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

小说家：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贡献。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或有专门称为某哲学家的心学，如王守仁的“阳明心学”。

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于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

稷下学派：据史载，当时齐国，曾在齐都临淄稷下，造了高门大屋招徕贤土，诸子学派多来云聚，争鸣蔚然成风，成为战国时代最兴盛的国家。

“稷下”的来历，一说，因齐都南隅有稷山，临淄在其北侧而得名；一说，齐都临淄西门原有稷门，学宫营造其外，故称“稷下”。

当年各国许多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不远千里，前来讲学，进行不治而议的自由辩论，人们称这些人为“稷下先生”。

他们各自所集的门徒称为“稷下学士”。

稷下学派的历史较长，早在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时就有养士的风气。

齐宣王时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

见于史册的主要有宋鐦、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爽、淳于髡、貌说、田巴和鲁仲连、接子等人，这就是通常说的稷下学派代表人物。

跟随他们的还有一些门徒。

先后到过这里的还有孟子、荀子以及他们的子弟。

黄老学派：黄老学派，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

“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尊黄帝、老聃为学派的创始者，以“黄老之言”为学派的指导思想，故名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

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不受任何干扰，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史籍载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如申不害、慎到、韩非等大都“学本黄老”，可见黄老学派带有明显的道、法结合的性质，而在法律思想上更多地倾向于先秦法家的主张。

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

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

清代的文字狱对乾嘉学派的研究影响较大。

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

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

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

东林学派：东林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

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东林学派的形成，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

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被贬回乡时，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政治思想上首先是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

他们强烈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