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待酒的态度

中国人对待酒的态度

酒几乎同文明一起来到中国。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我们似乎就能闻到它的芳香。而酒同中国人生活的关系之密切，更使我们感到它几乎无所不在：祭奠、庆喜、飨客、饯别、羁旅、解愁、祈福、禳灾、接风、医疗……哪一样与酒无缘？

酒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时代特征，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许多流传后世的文化精品是酿造出来的，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剧事件也是酿造出来的。

两千多年前，西周大臣周公旦吸取商纣酗酒而亡，夏桀嗜酒误国，文王戒酒而兴的经验教训，写下《酒诰》，严禁酗酒。不久，他又在各种正式宴会上设置“酒监”（又称“酒令”、“觞政”），执行《酒诰》，并因此揭开了中国“禁酒”史的第一页。

酒与官场风气和时代特征互为观照。汉代饮酒之风盛行。据《风俗通》记载，当时“公侯之官，美女数百，卿士之家，侍妾数十。书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房室输其血气。”权贵酣饮纵淫，奢侈糜烂，由此可见一斑。此种人物当道，自然民不聊生。魏晋风度，崇尚“清谈”，礼法的束缚与人的精神觉醒尖锐冲突，酿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他（阮籍）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

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这番话，对魏晋风度与酒的关系，即时代特征与酒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酒与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常有牵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如果荆轲没有日饮于燕市，或许不会和燕太子相识，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后世留下他在刺杀秦王前唱出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历史悲歌。如果后周世宗柴荣没有“置酒军中”，诱捕并处置七十二名逃将，另拜七十二人为将，“明日再战”可能不会有高平大捷。如果赵匡胤没有“临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并“杯酒释兵权”，巧妙地清除有尾大不掉之虞的权臣，以后恐难以黄袍加身（编按·“黄袍加身”应在“杯酒释兵权”之前）。

酒与人文墨客更是相得益彰。“诗人饮酒诗更美，酒中溢诗酒更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李白称颂兰陵美酒的魅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王翰描写边塞将士的豪情。“衙役醉了，因为贪杯。官吏醉了，因为受贿。我们就是醉了，也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

这是郭小川对新时代的赞美。“喝酒不怕报销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这是无名氏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至于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使杜康酒更加名扬四方，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此使杏花村身价百倍，更是其相得益彰的典例。

确实，“中国的酒文化不啻是一步蕴涵丰富的百科全书，中国人思想行为、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印痕。”今天，酒依然是中国人的忠实伴侣。但是，中国作为一个饮酒大国，到底是值得自豪，还是值得反思？对于一个十三亿的崛起大国，粮食还要花外汇进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资格大喝其酒？中国大陆有许多企业萧条、冷落、亏损、倒闭。大大小小的酒厂却兴旺火爆；大大小小的电视机里时时散发出浓烈的酒气，五花八门的报刊杂志上经常端坐着精致的酒瓶。这种“醉人形势”是堪喜，还是堪忧？外国人会怎么看我们？是羡慕中国人过得潇洒，还是窃笑我们这个民族愚昧？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这句古训：“酒犹水，可济可覆。”我们应牢牢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