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思辨类作文素材积累

2020年高考思辨类作文素材积累

揭穿“诈捐”事件不能总等网友曝 (1)

对筹款“炫富”应严惩不贷 (2)

用舆论让曾轶可道歉，不如用真相让曾轶可服输 (2)

曾轶可挟影响力维的是“私权”还是“特权” (3)

曾轶可，法律容不得半点侵犯和侮辱 (5)

曾轶可“维权”事件，批评的焦点不应模糊 (6)

地铁同车不同温，体现精细化服务 (7)

同车不同温细节显温情 (7)

垃圾分类难以推行只因居民素质差？ (8)

揭穿“诈捐”事件不能总等网友曝

2019年06月20日 08:32:13

来源：中国青年报

5月初，杭州市萧山区一女子替父在水滴筹发起20万元的筹款，称父亲被确诊胃癌，此后不少网友转发、捐款。6月中旬，有人发现该女子在社交平台晒出买跑车、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等情况。水滴筹展开全面调查。目前筹款人已删除社交平台上的“炫富”内容，承诺将已提取的8547元善款退还。（《北京青年报》6月18日）

在网络众筹平台向社会发起求助，在常人看来，总该是穷尽自身各种手段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父亲生病，要给治，那是子女的赡养、扶助义务。一边买跑车、出国游、购买奢侈品，一边却把自身应尽的义务转嫁给他人和社会，实在说不过去。

隐藏真实财产情况求助筹款，被发现了，大多只是以道歉、退款收场；而若不被发现呢？就像这次涉事女子要是不在社交平台“炫富”，很可能就真金白银落袋为安，揩了爱心人士的油。

民政部等机构颁布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个人求助，平台“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去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三家平台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要求求助人就病人患病情况及个人、家庭财务情况（主要为工资收入、房产、车辆、金融资产等信息）作说明。

病人病情及所需医疗费用，尚可由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材料，由平台方进行形式审查，可要切实审核求助人及其家庭的财务情况，平台却是无此能力的。

求助人在网络众筹平台发起求助，是基于特定事由：家人患病而担负不起医疗费；而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予以捐款，也就是一种附义务赠与。合同法规定：“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求助人义务之一，是证明病人确实患病；之二，就是说明真实财务状况，让渡财务信息隐私，以便平台进行切实调查审核。

当然，有人患病待治，刻不容缓，没必要等平台方的财务情况调查结束，才准启动筹款。可以准许求助人发起求助后同步进行调查。如果查出其涉嫌隐瞒真实情况，再追回善款不迟。此外，有些人并非存心诈捐，虽然有房有车，但就是没有钱；也可由其作相应情况说明后，先行筹款，作为向爱心人士的借款；待腾出手来，变现相关资产后，再通过平台退还给爱心人士。

由求助人向平台出具财务查询委托书，再由平台做调查，貌似会加大平台运行成本。但是，相比于一些人钻了网络筹款空子“诈捐”，相比于经网友曝光再退款的折腾，这种制度层面的查漏补缺，哪怕会加大平台运行成本，也是现实需要。

不能让一些诈捐事件的露馅，总是等着“网友曝”。

对筹款“炫富”应严惩不贷

夏振彬

2019年06月19日08:49 来源：广州日报

又一场公益众筹引起广泛关注。

近日，杭州一女子称其父亲确诊胃癌，发起20万元筹款。不少网友发现该女子曾在社交平台晒出买跑车、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等照片。经网友举报后，众筹平台展开调查，目前筹款人已承诺将所筹善款如数奉还。

近年来，公益众筹争议不断。众多“辣眼”案例此起彼伏，频频引来争端。这些案例“剧情”相似，都是当事人寻求捐助，网友发现其“话说一半”，隐匿真实财产信息，然后道歉、退款，网友“作鸟兽散”。应该说，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问题：什么人才有“资质”众筹？而这一问题，关系到一个关键词——公平。

从新闻不难看出，公众对于众筹的理解并不相同。有人觉得不到山穷水尽，不能向他人伸手要钱；有人却觉得，为了保住现有的生活质量，可以脸皮厚一点。那么，能否设置一个明确的门槛，比如达到什么样的“惨状”才能申请众筹？很难。所以原则上说，每个人都有资格去申请，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获得社会帮助的平等机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要真实，要透明，要消除信息的不对称

性。只有这样，公众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权，才不至于有不信任甚至被愚弄之感。

而要做到这一点，一靠规则，对众筹者的信息公开义务进行再细化，对众筹平台的审核责任再明确；二靠技术，通过银行、社保、医保等信息联网，让众筹家庭的财产信息不再是一笔糊涂账。此外，严惩也必不可少。对于涉嫌欺诈、蒙骗者，要用好用足民事乃刑事手段，让筹款“炫富”式的案例少一点。（夏振彬）

用舆论让曾轶可道歉，不如用真相让曾轶可服输

2019年06月19日 16:12:08

来源：澎湃新闻网

澎湃评论员西坡

6月19日下午，曾轶可的微博道歉了——“我承认自己前两天言行失当，难以相信自己当时竟是如此情绪化。在这里我向所有人致歉，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对当事警官当面说声对不起。对于自己这一行为造成的影响，我愿以个人最大能力承担后果。”

短短几天，曾轶可在舆论场上的形象完成了大反转，从投诉维权的“受害者”变成了需要“承担后果”的“施害者”。但是这桩风波显然还未结束。

一方面，许多批评者认为曾轶可迫于舆论压力才道歉，未必是真心的。还有人继续呼吁法律对曾轶可严惩。另一方面，事件的真相仍然不清晰，曾轶可的道歉也没有做事实层面的更正。

比如曾轶可之前的微博称，“机器显示通过，但该工作人员勒令摘帽子”“他不允许我退回去，把我叫进房间，开始录像教训”“一幅凶煞的嘴脸”等。而北京边检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曾轶可）在进入自助查验通道后，民警提示其脱帽进行面向对比，曾某某不配合……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人工复核，此时曾某某对民警爆粗口”。

曾轶可将民警说成“工作人员”固然不正确，“凶煞”之类描述也偏于情绪化，但是双方对事实经过的描述明显有偏差。如果曾轶可所述属实，机器显示通过，但民警勒令摘帽子，那么民警此举是否合理合法是需要解释的。当然，曾轶可的陈词不等于真相，所以需要基于证据的调查。

这起风波既然已经发酵成了公共事件，就不应该稀里糊涂开始，稀里糊涂结束。曾轶可是一个艺人，也是一名公民。她用情绪化的激烈语气在微博上维权，本意或许是想利用粉丝的力量“碾压”一名小小的“工作人员”，这种恃强凌弱的做法引发舆论反噬，可谓咎由自取。但是公众情绪的满足不应该是事情的结束。

关心公众利益的人，都希望曾轶可是向真相低头，而不仅是向舆论低头。假如曾轶可和其他演艺明星从这件事得出的教训只是关乎公关技巧，甚至得出“名人要低调，遇事别吭声”的结论，那显然是社会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