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指的是谁

春秋五霸指的是谁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

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是谁呢?下面就是给大家整理的春秋五霸，希望对你有用!春秋五霸是谁从公元前七七O年到前四七六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

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

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

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

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

历史上把先后称溺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那么春秋五霸谁先称霸呢?在历史上，对“春秋五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春秋五霸谁先称霸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

齐桓公是公元前六八五年即位的。

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

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

公元前六五一年，他大会诸侯于葵臣(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

公元前六三三年，楚成于率领楚、郑、陈等园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

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

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

争取了齐国和秦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

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

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

晋军“退避三舍”，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

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

公元前六三二年四月，晋楚两军开始决战。

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

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

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

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

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

齐国宏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

公元前五九八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

中原各国背晋向楚。

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也强大起来。

秦穆公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史称“称霸西戎”。

“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以后，吴国、越国相继强大，争霸于东南。

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进攻越国，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迫使越国屈服。

接着又打败齐军。

公元前四八二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

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努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

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诸侯大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削弱。

自公元前七七○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朝王室更加衰微。

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现在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扎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

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了。

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

齐桓公靠什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实的只有三位：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

三人中间，楚庄王是“蛮夷”的头子，出身本来就有问题。

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楚庄王统率“南夷”北进中原，问鼎之轻重，害得中国命系一线，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儿的“公敌”。

所以，他际会风云，一鸣惊人，爬上霸主的宝座，对那些诸夏本位论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只是迫于形势，诸侯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腻腻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来。

由此可见，楚庄王尽管神气活现、踌躇满志，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晋文公当然不同，他是华夏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头地，大伙儿不会有心理上的障碍。

事实上，晋文公也的确够争气，上台没多久，便施展拳脚，几个回合下来，便把曾经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楚国打趴在地，动弹不得，使中原诸侯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重新露脸的时候。

就霸业之盛、声誉之大而论，晋文公无疑是春秋历史上的顶尖人物。

可惜的是，他做事过于张狂，不大计较轻重，口口声声尊重周天子，却视天子如玩偶，呼来唤去，肆无忌惮，这如何不叫人对他的行为持几分戒心。

另外，他心机太重、韬略太多，用兵讲求诡诈，谋事注重算计，更给人留下了老奸巨猾的印象。

无怪乎孔子都对他不无微词了，“晋文公谲而不正”。

既然是“谲而不正”，那么，晋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几分折扣。

宋襄、秦穆不够资格，晋文、楚庄又不无瑕疵，那么“五霸”之中，也就只余下那位齐桓公了。

于是，人们便把齐桓公抬出来充当“五霸”的典范。

孔夫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的态度同样鲜明，说“五霸桓公为盛”。

他们这么说，可不是兴之所至的信口开河，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反映。

齐桓公身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怀念乃是不争的事实，他生前的许多做法也曾为后人所效法模仿。

公元前641年，鲁、蔡、陈、楚、郑、齐多国诸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赶到齐国搞会盟，中心的议题便是所谓“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这等于是举办了一场为齐桓公歌功颂德的专题国际论坛。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集十三国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市北)开大会。

在礼仪方式的选择上，楚灵王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向齐桓公看齐，“吾用齐桓”，透露出他企图步齐桓之后尘，号令诸侯的勃勃雄心。

这些史实，都说明齐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义上的霸主，他身上所体现的才是纯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领袖风度。

孔子说他“正而不谲”，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齐桓公的“正”，说白了也简单寻常，就是他的处事从根本上合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节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

这种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实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的厉害，源于他的太极推手功夫，核心不过是两个字;;稳重。

稳重，再稳重，如果细加体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大手笔。

齐桓公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稳重。

由于稳重，他才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尽快刹车，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使事情越来越糟，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收拾。

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齐桓公刚登基时，也一样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

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

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

他引以为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

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平复下来。

既然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这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看来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

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

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的稳重，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战略诉求。

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战略利益有多大，战略目标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

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许可，那么，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了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

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这样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岂能称为“霸主”。

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明智的选择。

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

如此，既可以压制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这叫作“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于是，齐桓公与楚国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城东)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于是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巧妙妥协的做法，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可它恰恰是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齐桓公的稳重，更表现为他善于把握时机，算账算得十分精明，从不做赔本买卖，总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换回最可观的利益，不费多少工夫而赢得充分的好处，不损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声。

成本要低，回报要大，这是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评估任何战略决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标。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绝不是聪明人所干的事情。

在战略运用上，与其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

战略利益要争取，但要争得巧妙，争得自然，争得冠冕堂皇。

否则，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话柄，留有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