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现状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现状调查

本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杭州、温州、义乌三地的进

城务工青年的走访调查，以数据分析、研究报告、访谈记录等形式呈现目前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现状，旨在引起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问题的了解和重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现状，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社会。

根据调研的结果，我们发现此类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三

种居住形式。

第一种是在郊区工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杭州，

他们多数是从事服装厂业的工人，这一带的羽绒工业园较多；在温州，从事鞋服制造业的工人较多；在义乌，从事饰品制造业、伞业的较多，此类新生代农民工多半是居住在由用工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

第二种是在市区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这类进城务工

青年从事服务业者较多（如餐饮店服务员、洗碗工、发宣传单者等），在杭州和温州，多半是老板为他们提供集体住宿

的旧楼房，或自己与一同打工的同事老乡们合租旧楼房。在义乌，也是如此，但老板一般提供的是商品房，住宿条件较温州好一些。这和义乌市的经济开发模式有关。

第三种是无业游民，人群聚集在义乌市劳务市场一带，

常年以大街或商店门口为居住场所，此类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隔离程度较深。

一、住房的类型

调查中发现，租房（主要是集中在城郊）和单位宿舍占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的绝大比例，能够自己购买房子的人数比例为2.60%。

（图4）住房类型

而无论是租房还是住在集体宿舍，新生代农民工周围所居住的人群都是与自己一同打工的同事或者老乡，务工青年的聚居区与城市中的富人区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这两个群体社会、经济关系相隔离的重要屏障和表现形式。

二、住房租金

据统计显示，浙江省务工青年的月工资平均为2297.22元，住房支出为237.56元（包括租金、水电费支出等），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工人则不需要支付费用。可见当前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较好，青年农民工们普遍表示与居住条件相较而言，他们更加看重工作待遇和职业环境。

三、居住条件

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居住场所通常为城郊结合部的偏远地区或是市区中较为贫困、缺少管理的旧楼房，居住设施较为简陋。由居住状况、条件而带来的在城市中具有的“身份象征”意义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居民之间的交往造成某种阻碍。对比较为强烈的两种生活方式对进城务工青年的心理造成了某种负面影响。而对于城市中的人们则是习惯了这种优越感，自觉地将自己和农民工人群隔离开来。

表3 居住条件

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居住场所通常为城郊结合部的偏远地区或是市区中较为贫困、缺少管理的旧楼房，居住设施较为简陋。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的是旧楼房，这些旧楼房多是由用工企业提供的旧宿舍或由农民工自己租赁的房屋；而另外45.6%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的房屋中不乏有简易房、地下室、临时工棚等，有64.4%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居住状况呈拥挤状态。

（图5）居住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居住的条件是不满意的，温州市和义乌市的青年认为“居住条件一般”的比例分别为55.6%和54.5%，然而我们也看到杭州市、温

州市和义乌市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评价是有

区别的，显然，杭州市和义乌市的务工青年对居住的满意度较高。

出于对自身与当地居民在城市中的经济、生活居住状况和社会地位差别现状的认识，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变得安于现状，安分守己。而另一部分人则形成了怨天尤人的心理，对社会、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有一位打工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境遇：“城市给不了我们希望。”

在郊区打工的青年思想上的挣扎较少，大多数人对于现状不满的原因多是居住条件不好等问题。我们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多半工厂提供的居住场所环境恶劣，没有电器，卫生非常差，他们在想改变居住现状的愿望程度上表现很强烈。

在接受访谈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占总人数13%的务工青年表示，希望政府能够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条件较好的集体聚居处。由此看出，他们在被迫地隔离于城市主流生活外后主动选择回到自己的群体中，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

在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城市中快速转变的居住模式激起了集中的反应，公众对于由城市居住空间资源的分配引起的不公平的讨论炽热化。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类似的话题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四、结语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遵循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是，是在第一次分配时强调效率，第二次分配时注意公平。城市居住空间资源的分配，也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抉择。在新生代农民工令人担忧的居住状况背后，是来自农村务工群体的深切无力感，碍于经济能力以及当前的全球市场供应模式他们只能被动的选择他们的居住现状。

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效率和GDP 的增长，为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公平和广大进城务工群体的利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会重走老一代农民工的旧路，不仅要依靠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实现城市与农村文化的良好融合与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