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于多方的原因促成的，以下具体分析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西安事所起的作用，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民族危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抗日临潼兵谏。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诸多间接与直接因素的制约和推动下，事变于１２月下旬和平解决。

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的日本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3000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初，日本制造事端，进犯上海，驻上海十九路军自动奋起抵抗，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3月，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 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更加加强了人们的民族情绪。中华民族已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不仅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抗日，地主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亲英美派包括蒋介石在内也有可能抗日。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西安事变，使得许多方面力量都希望和平解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也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大背景。

二、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因素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不是要杀蒋介石，这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发表讲话：“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土地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张、杨签发了西安事变的全国通电，“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

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建议。同时，张学良以个人名义向宋美龄和孔祥熙发电报。发给宋美龄的电报说：学生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给孔样熙的电报说：“弟强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当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逼迫十九路军和东北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他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示立即释放蒋介石。

同时为了更好的接，张、杨答应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于１４日下午从京抵西安，允许端纳与蒋介石会晤，使蒋深信张、杨“兵谏”之举无害蒋之意。２２日，张学良又允许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端纳来西安，张学良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立即安排宋美龄与蒋介石见面。次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事变进行实质性会谈。２４日，三方谈判人员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剿共”内战。

和谈结束以后，张学良及时“释蒋”，并于２５日亲自“送蒋返京”。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后一环。这样，较好地巩固了和谈成果。

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因素

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

策。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西安事变前不久，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拥蒋抗日”。因此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这一局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2月l7日在延安小型机场登上张学良

派来的飞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一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对张、杨施加影响。指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是举国一致的抗战，而不仅仅是西安一隅，中国需要的是统一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要使局面得以实现，就必须尽快争取蒋介石抗日。只要他改变国策．答应抗日，就要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抗日。

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与张学良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和扬虎城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张学良一再表白，只要蒋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蒋做抗日领袖。他原以为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蒋介石，没料至到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他对共产党这种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同时，周恩来坦诚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增

强了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周恩来还说服了杨虎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是进行“兵谏”的一部分，而且西安城实际上已控制在杨的十七路军手里。他率领的十七路军广大战士有着强烈的反抗压迫的剥削的爱国精神。从1935

年12月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夕，一年之内，毛泽东曾4次致函杨虎城将军，争取杨的十七路军和张的东北军与中共联合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杨虎城从对中共高级领导者的信服转为由衷钦佩，旗帜鲜明地站到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联合抗日的阵营里。在西安周恩来与杨虎城多次会谈，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他杨虎城岂能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表示愿意听从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意见，释放蒋介石。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共还在军事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予以策应，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有力地遏制了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人对西安的军事讨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方针的制定，赴西安代表团的派遣，红军在军事上的策应，以及西安事变善后处理等，都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举措，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四、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起到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是否能尽快和平解决，关键取决于蒋介石是否尽快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而蒋介石被扣留的最初几天，与张、杨严重敌对，拒不进食，拒不迁移住处，拒不讨论八项主张。史实表明，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宋子文与宋美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