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绵阳诗二首签考(一)

杜甫在绵阳诗二首签考(一)

一、杜甫《不见》是在绵阳写的怀李白诗

《不见》是杜甫的名篇，不但为许多杜诗选本收录，甚至许多唐诗选本也要选入。而且因为它是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有很大的重要性，作于何时何地，尤为研究者所重视。此诗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定为上元二年(761年)作以后，诸家并宗其说，其主要理由就是李白卒于次年。这写作年代是据李白逝世之年而作的推论，并不是根据杜甫的原文来考察。其实除了这种说法，早就还有另一种意见，仇兆鳌说：“梁氏编在宝应元年(762年)梓州作，不知是年(李)白已卒矣。”但我认为，诗当作于宝应元年，梁氏所见不错，只不过作诗之地是在绵州而非梓州。理由试述如下。

先看题目。《沧浪诗话》说：“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可十四处。”其诗题如《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皆一一明标“李白”，为何独有此诗题目不提李白，不作标明?“不见”一语，出《诗经》“爱而不见”，强调“不见”，拈以为题，正是说本该于此见面而竞未得见。这地方该是哪里?当然是李白的故里。杜甫所到的距李白故里最近的地方既不该是泛指蜀地，也不是远在离其故居甚远的梓州，而应是与其故居近在咫尺的绵州。而杜甫在宝应元年的确是到了绵州的。

既以“不见”为题，杜甫却又在题下加以自注：“近无李白消息。”仇兆鳖曾说：“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但是“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杜诗的题目，有时写得很长，题下另注，非常罕见。既强调“近无李白消息”，何不径以为题?显然此注系后来所加，而且杜甫觉得非加不可，因为此数字有解释之意，就是想说明诗中有的话是在不知李白消息的时候写的，诗的内容和当时李白的实际不符合。有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人们：杜甫写了如此多的怀念李白的诗，为何反而没有悼念李白的诗?说是遗逸也怕是很难解释的。现在研究这条自注，它似乎在告诉我们：我在不知李白消息的时候写了这首诗，知道他的消息后我再也写不出了。所以，它成了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一篇绝唱，一曲绝响。

诗先写“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首句固然指他们自公元745年山东一别分离已久，也暗示来其故里，却“近无李白消息”，更增思念。次句的“佯狂”，就是说李白“狂”是假相，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佐永王磷起兵是为了“扫尽江汉始应还”，竟遭诬罔，实为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上句可印证原注中的不知李白消息的话。李白于757年系狱，758年长流夜郎，是“钦犯”，消息当然传播甚广。而759年遇赦，朝廷就不会大肆张扬，消息闭塞的杜甫自然更在所不知。不然，诗即使写于761年，也应为他得赦而高兴，不会再有此语。就是在以前，杜甫对李白的冤狱，也只说“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没有说到“世人皆欲杀”的严重程度。至于下文的“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巨大的反差，再次深刻地道出李白的不幸，又两次证明杜甫不知李白消息。盖此时李白虽多处辗转，但在浔阳曾被宋若思辟为参谋，在当涂有叔李阳冰可依，并不是严重到人皆欲杀，飘零无依。

诗的结末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匡山”指江油的匡山，历经诸家考定，此不再赘。对匡山不可能是庐山，补充一点反证。李白入永王磷幕前，就在庐山。他说：“仆卧香炉顶，餐霞饮瑶泉。”“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书怀赠江夏韦太守》)如果匡山就是庐山，那要李白重回庐山，岂非暗示唐肃宗钦定的李白的案全错了，一切要回到从前?那是犯大忌的。杜甫诗中一再说李白的冤狱是小人陷害，责备的是“世人”，是“江湖风波”，是“魑魅”，也是为皇上开脱。李白自己也说是“天恩流夜郎”，不敢“全盘否定”。

再研究“好归来”三字。“归来”是指李白脱罪，重获自由。且因杜甫在其故里，故曰“归来”，这层意思也早有人道及。杜甫在其它地方写的就不说“归来”，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的便是“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只有在离青莲乡最近的绵阳才会想让李白回来，不是一

道他往。故杜甫此诗作于绵阳，才最切合实际。“好”字则未被人们注意。“好”说明时机到了，可以准备回来了。这时机就是唐肃宗已死，唐代宗已立，积案可改。这正好证明诗是写于宝应元年才合理，这“好”字才有着落。事实证明，杜甫的看法是对的，唐代宗果然要起用李白。“(唐)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李白)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宫。”(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连朝廷都不知李白已死，闹了大笑话，杜甫不知李白已死就更不足怪了。杜甫既然自己专门注了他不知道李白的消息，却要用李白的事实来作为推断此诗创作时间的依据，当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不见》一诗，只有断为宝应元年作于绵阳，诗篇从题目、自注到文字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杜甫在绵阳写下他关于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也是最重要的一首诗，对于绵阳固然重要；而对于正确理解这首诗，认识诗人的心灵轨迹，则更为重要。绵阳有李杜祠，是迄今尚保存完好的全国惟一的李杜合祀之祠。此诗作于绵阳，使他们的伟大友谊在绵阳画下一个光彩夺目的句号，实在该大书特书的。

二、杜甫《越王楼歌》该怎么解读

宝应元年(762年)，杜甫在绵阳写《越王楼歌》：“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令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越王楼，是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所建。李贞为绵州刺史，新、旧《唐书》均失载。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记载甚详，提供了确证：“岷濮之险，实惟巴江。剽劫之患，时闻栈阁。利有攸往，实在西南，褰帷作镇，爰降纶缚。乃授绵州刺史。”李贞在绵州州城的西北，面临涪江修建了越王楼。对这首诗，研究者常以之与王勃(子安)的《滕王阁》诗对比，但评价出入很大。为对比评述的方便，引王勃诗如下：“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认为杜诗不敌王诗的，例如仇兆鳌。仇兆鳌(1638--1713)研究杜诗，用二十多年时间，汇集各家意见，辑为《杜诗详注》，至今还认为是研究杜诗的基本读物。他说：“(杜甫)此章体格，仿王子安《滕王阁》，而风致稍逊。卫万《吴官怨》，亦本《滕王阁》，而姿韵自胜。”仇氏此说，是袭用流行已久的说法。不过在他编成此书的公元1693年之前(本书刻成则在更晚的公元1703年)，金圣叹对这种说法已经批驳过了。金圣叹(1608-1661)也是杜甫的重要研究者，他把杜诗定为继《庄子》、《离骚》、《史记》之后的“第四才子书”。金圣叹能诗，有《沉吟楼诗选》。他著述极丰，因罹祸被杀，多不流传，以他的文学批评为最着。《杜诗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但其对《越王楼歌》的分析却完整地保留下来。

金圣叹在对《越王楼歌》的评论中，首先否定杜甫此诗是模仿王勃《滕王阁》诗的说法。他说：“王子安《滕王阁》诗，从来是千载绝作。纵使后来子安再出，已是有景不道。何则?道不得即不如不道，若使道得出已是前人先道了也。东山李白负气使酒，犹于崔颢(咏黄鹤楼诗)束手避路，岂以推诚服善如(杜甫)先生，反智不出此，而顾于《滕王阁》后，复作此《越王楼》哉?”接着他认为杜甫的起点高于王勃。“须知先生自具二十分眼、二十分胆、二十分笔，张目熟视(王)子安此诗，还有开拓不尽、发挥不出之处，于是偶借越王楼换题不换诗，随乎隐括别成妙句。”他又认为杜甫此诗的成就高于王勃：“先生正是全取其诗，从头劈削，通身翻洗。试取对照读之，便见两诗脱胎换骨，转凡作圣。异样奇怪，不止是青(出于)蓝之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