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

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窘。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

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

马二先生的悲剧性格

《儒林外史》中，马纯上一出场，便是仗义疏财救公孙，隔一回又资助落魄的匡超人。虽难免贪财小弊，但为人也算是古道热肠了。可惜科场不利，虽然“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却还只是“秀才出身”。

二先生选书，时常一个批语要作半夜，“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几篇的道理”，治学不可谓不认真。然而总未中过，是何道理？

卫体善说他的文章“于理法全然不知”，他自己却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匡超人也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谁是谁非，让人糊涂。还是高翰林说得明白，“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为何？原是不懂得“揣摩”二字，不知大场跟学道选文章竟是“两样看法”。

马纯上批文引《语类》，在家注《春秋》，他也揣摩，但他揣摩的是学问，是古圣先贤的话，而非考场道理。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没有掌握考试的方法，焉能得中？

迟衡山由是感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真真一语中的，功名学问，也就如鱼与熊掌一般，不可兼得也。

科举时代，文人出身，科甲是正途，“异路功名”，终是有限。如是只求功名，讲究举业即可。而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名字，它的主人在举业以外，还得另有一技之长才行。我们只知郑板桥画好，却不知他举业如何，但可想而知，若非他的官名，他的画断断不能流传那么广。《红楼梦》中，张先生为秦可卿看病一节，虽无浓墨重彩，却也可借此窥出世人对技艺的态度。贾珍就说：“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医术也如琴棋书画，兼通是风雅，但若以此为生，则是十分低贱的职业了。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前提就是要入仕当官，你的一技之长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反过来说，当官只得一世之名，若要留名儿与后人景仰，非得有真才实学不可。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熟知的文人的名字，总比清官的要来得多。官名文名，正是互为相长。

但是这等程度，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的。世上更多的是平常人，功名学问，二者求一，已是十分艰难了。然而还有一等痴心人，妄想二者兼得，结果只能像迟衡山所说，“一样都做不成”了。

想马二先生不过碌碌庸人，虽是一生着实讲究举业，但到后来还得靠学道保题他的优行才得官做，只好算作异路功名，为正途出身之人所不齿。如他能不讲学问，专心功名，成为高翰林一类官员，料应不难。如他能一心只求学问，不问功名，在下也不失为杜少卿一流人物。可叹他贪求二者兼得，终于竟是一事无成。

《儒林外史》里外的马二先生（一）

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这个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性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本质被引偏

一出场，马二对举业就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①。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就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②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评，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劝流落杭州的乡村青年匡超人（匡迥、匡二）：

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

马二的这些思想究竟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的功利化。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叫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能都把它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

这里必须提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搞得好，相对而言是较公平的。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这给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提供了一些机会。士凭考试成绩可以跻身仕途，这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士的知识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在客观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比起魏晋时的门阀制度来，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往往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利益驱动，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同时又是人格分裂或扭曲的根源。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使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功名富贵的制度，对庸弱的人性形成炼狱般的折磨。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解的悖论，至今犹然。

二、敬业诚笃被错用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他资助萍水相逢的匡二返乡，极其慷慨。匡二说只要借一两银子，他却拿出十倍，连路上御寒衣物、回乡后营生之资都奉送。还携着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才辞别。匡二“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他自己却一直清贫自守，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毫无怨言，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作者对他的针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弄虚作假的科场骗子．装腔作势的八股选家，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视作个人的品性问题，也许他们是借八股以行骗邀名者，对他们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八股科举本身的批判。可是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举的正宗代表，针砭了马二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的正宗精神．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制度本身!

明清统治者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初衷不无规范化、标准化的因素，又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为立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