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全球风险报告(三)

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全球风险报告（三）2010-4-19二、财政危机与失业金融危机在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中触发了一场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信心危机。

中央银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来确保市场流动性供应，防止系统性崩溃。

为了应对随后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很多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来拉动需求。

虽然政府干预至关重要，但是各国政府需要避免其行为成为下一轮危机的主要诱因。

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在经济状况正常时就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虽然干预措施在当时非常必要，但是市场干预成本，加之养老和医疗等长期支出负担使得一些主要经济体在财政状况降至历史最弱水平之际，债务规模还在不断增加。

总体来看，目前G20预算赤字占整体GDP的比例已经达到7.9%3。

除个别国家外，大型发达经济体受财政危机的冲击最严重。

据IMF预计，G20中的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的平均比例将从危机前的2007年的78%上升到2014年的11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债务规模较小、受银行业危机冲击不大的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保持稳定。

IMF预计，2007-2014年期间，G20中的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的平均比例不会超过40%。

与上世纪80-90年代期间危机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并非本轮全球财政危机的诱因。

目前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艰难抉择，所有这些决定都会对未来的全球风险产生重大影响。

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恰当的确定财政刺激政策逐步、可信地退出的时机，既要确保经济复苏势头不会遭到破坏，同时又不能退出得太晚，以免财政赤字引发市场对主权债务恶化的担忧，也不会促使资金流向安全资产，以避免资金和信心受到打击。

政府需要制定可靠的退出策略，并与投资者和纳税人进行有效沟通。

社会保障体系可能带来的影响：21世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疲软的财政状况和当前社会支出所带来的长期压力是一项巨大考验。

计算当代人和未来几代人面临的财政负担（主要计算社会保障和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支出）的“代际法”(generational approach)揭示了我们面临巨大的财政缺口。

据一项研究估计4，仅美国面临的财政缺口就高达66万亿美元，是当前GDP的5倍多，接近美国国民财富的2倍。

其他发达经济体未来几代人面临的债务占GDP 比例也将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

很明显，用代际账簿法来看，当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必须面临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艰巨任务。

现行的医疗、养老、教育和失业保护等保障模式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满足预期寿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人口的需求。

不过这些模式的假设前提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今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同时退休人口（其养老金由现有就业人群的现收现付社会保障(pay-as-you-go system)项目提供）的占比在不断上升，这就给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和效率带来了巨大压力。

虽然部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似乎较高（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是这些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为满足未来需求，而且其财政负担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达到了无法承受的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将不得不由所有人来共同承担，同时有关医疗和养老福利的预期也将发生变化。

上述问题可能需要政治家在选民遭遇全球经济衰退引发的高失业困境时采取并不受大众欢迎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失业：经济衰退的滞后影响失业人数在过去18个月里大幅增加，所有领域均是如此。

自危机爆发以来，仅OECD成员国的失业人口就增加了2550万人，还有预测认为，到2010年全球失业人数将增加5000多万人。

就业增长速度低于失业增速，如果这种高失业状况持续下去，则将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OECD研究发现，未来10年，失业人数每增加1%，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便上升3%。

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失业人数增幅可能更大，但应该记住的是，失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数据显示，即使是在经济衰退之前，北非、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失业率在2008年就已经分别达到了10.3%、9.4%和7.9%。

即使是在经济保持健康增长的印度，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在2008年还是达到了7.2%。

据世界银行估计，人口增长和经济环境等因素将使全世界贫困人口数量超过14亿（2009年世界发展指标）。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国家，这些地区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全球健康问题的影响最大。

这使得近1/4的世界人口处于高度不利的地位。

周期性应对措施和结构性调整发达经济体失业人数在2009年突然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周期性变化，随着需求的回升，就业人数将相应增长，尽管恢复速度较为缓慢。

但是，金融危机还加快了结构性调整的速度。

在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地区，汽车产业等部分行业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在航空和制药等其他行业，整合和新商业模式意味着整体就业人数的整体下滑。

问题是，随着经济增速的回升，如何弥补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成本。

预计欧元区失业率在2010年可能达到11%。

到目前为止德国等部分国家通过缩短工作时间（而不是裁员）和保留工作岗位（限于临时岗位）等措施似乎已经确保了就业市场相对较好。

多数报告显示，美国失业人数的减少速度将超过欧洲。

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具有的灵活性，不过即便如此，美国就业市场还是会受到工厂关停和中小企业持续倒闭的冲击。

其蕴涵的风险是，当前危机可能会带来失业“后遗症”，即部分劳动者不得不接受临时工作岗位或与其技能不对口的岗位。

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统计数据显示，有900万拥有临时工作的人希望获得全职工作。

那些失去劳动技能或者技能无法与新增就业要求对接的劳动力会成为一个固有的失业群体。

分布广泛的失业不但会对经济产生短期和直接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个体和社会。

一个同时出现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是，失业会对年轻人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

在很多地区，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失业人群中占比最高，裁员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惨淡对他们的冲击最大。

有研究发现，失业或早期就业机会不佳会影响到个人今后职业生涯的收入和发展。

美国和欧洲国家仍在对相关改革展开讨论，人们应该注意到，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全球仅有20%的人口获得了该组织定义的“充足”社会保障，仅有50%的人口获得一种社会保障，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不到其总人口的10%。

在发达经济体考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时，或许这是一个发起全球就如下问题进行对话的良机：思考如何设计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并有助于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医疗和养老体系。

移民与失业全球风险展望中一个重要程度相对较低的风险是贫穷人口的就业和移民政策以及在移民问题上缺乏全球合作，这导致移民移出国和接收国的需求均未得到满足。

虽然移民的到来会在接收国家引起争论，但全球的移民数量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估计，全球移民人数为1.93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3%。

在高就业时期，移民成为接收国家受欢迎的劳动力来源，而随着失业率上升，保护本国居民就业的呼声则令政府当局面临压力。

正如本报告前一章所提到的，为了缓和公众压力，政府可能会采取措施限制移民的风险可能出现。

但是，这些政策是把双刃剑。

短期来看，这些政策显然会对移民及其母国经济产生影响。

这些政策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如非法移民和黑市交易。

从长期来看，如果政府长期实施移民限制政策，则将因为技术短缺引起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无疑会在劳动力需求回升之际再度显现。

移民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并且需要其他政策来配合。

移出国和接收国需要加强对话与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全球日程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的建议强调了移民的重要性，同时认为，应该制定鼓励移居海外的优秀人才回国或者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移民政策。

全球失衡带来的双重挑战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各国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息息相关。

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是引发当前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来看，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储蓄规模低于其投资规模。

例如，中国的总储蓄率接近国民收入的6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储蓄率达到创纪录的约12%的历史低位。

正是低储蓄率使得美国依赖于外资的流入，近些年海外融资占到了美国投资金额的近1/3。

在相当大程度上，美国的储蓄缺口（以经常账户赤字显现）通过吸引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主要是东南亚经济体的过剩储蓄）来为其融资。

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降低宏观经济失衡的规模。

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再平衡过程：新兴经济体必须扩大内需（降低过剩储蓄），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则必须提高储蓄率。

再平衡过程的关键应该是，实现财政稳定（平衡当代和未来几代人的责任）的可靠路径。

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2009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在政府推出财政刺激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时支出决策的重要性。

基础设施投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很关键，但是如果要应对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时，在农业、能源、水务、交通运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五个领域的投资选择就变得尤为关键。

《2010年全球风险专家观点调查》数据显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2010年风险关联图中关联度最高的风险之一（图14）。

虽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与财政危机、油价和自然灾害相关性最强，但它还与健康问题（传染病和慢性疾病）和食品价格波动存在相关性。

世界银行预计，未来2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高达35万亿美元。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在2009年将美国主要基础设施评为“D”级（最高级为“A”），并且预计，仅美国未来5年该领域就需要2.2万亿美元投资。

美国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约占GDP 的2.4%，与之相比，医疗方面的支出要高得多，约为15%。

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对发达经济体当前的结构构成风险，如果不加以解决，还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新的和现有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复苏的关键过去10年间，政府与私人合作模式下推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其中有不少是政治和治理环境不理想或不稳定国家所急需的项目。

一直以来政府都是公路、铁路、能源和水电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驱动力量。

在政府完成启动投资后，私人企业通过获得特许权或签署其他长期协议的方式来完成项目交付和服务工作。

但是，如前所述，在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增大的情况下，很多政府必须负责现有基础设施的关键维护和升级工作，同时还要完成能源、交通运输和城市化等领域的大型新项目的开发。

对其他经济体（包括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问题可能不是财政状况不好，而是对政治稳定性和投资保护的治理结构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