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举业观的两重性

论王阳明举业观的两重性

钱明

科举制发展到明代，尽管已弊病丛生，但仍具有较大的选拔人才功能，王阳明本人及其家族成员多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在阳明的家族成员中，其父王华“自布衣魁天下”［1］，为成化十七年春廷试一甲第一；其岳父诸让（？-1498，字养和，号介庵，官至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为成化十一年进士，虽比王华出世早，但与华“金石相期”，举子相资。阳明本人的举业之路则与王华、诸让有莫大关系，其二弟守文、妹夫徐爱的举业之路更与王华密不可分。本文拟通过对王阳明科举经历的详细叙述，透析其举业观的双重性以及成因。

一

据弘治八年王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记载：成化十八年，阳明11岁，诸氏“为吏部，主考京师，来视”王华，见一旁“儿嬉”的阳明，遂曰：“尔子，我女妻之。”自此阳明“服公（诸让）之德，感公之私”。两年后，生母郑氏去世，阳明“寓京师”，“居丧哭泣甚哀”［2］。诸公“悯我（阳明）中年，而失其慈。慰书我父，教我以时”。弘治二年，“（诸）公参江西（江西布政司左参议），书来召我，我父曰：‘咨，尔舅有命，尔则敢迟？’甫毕姻好［3］，重艰外罹，公与我父，相继以归。公既服阕，朝请于京，我滥乡举，寻亦北行。见公旅次，（诸）公喜曰：‘甥，尔质则美，勿小自盈。’南宫下第，我弗我轻，曰利不利，适时之迎，屯蹇屈辱，玉汝于成。拜公之教，夙夜匪宁。从公数月，启我愚盲。我公是任，语我以情，此职良苦，而我适丁。予谓利器，当难则呈；公才虽屈，亦命所令。（诸）公曰‘戏耳，尔言则诚。’临行恳恳，教我名节，踯踯都门，抚励而别”［4］。

对于以上这段经历，阳明隐去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即在南昌结婚当晚，阳明“偶闲行人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5］。若诸让不把阳明从道士身边追回，阳明是否能顺利中举，很值得怀疑。被诸让追回后，阳明习书法，先在书艺中体验“游于艺”的快乐，又读程（明道）著，以正吾心，“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对明道心学，感悟渐深，“后与学者论格物，皆举此为证”。然当时的科场现实是，能否熟习程朱章句之学，乃是举业成败的关键。阳明“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的自得之学，对举子业无益处甚至有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全靠诸让“教我以时”（意指流行于业界的八股学），及时矫正其方向，才使阳明于弘治二年“始慕圣学”（主要是程朱格物之学），接着便利用偕诸夫人归余姚途径广信的机会，谒见朱学名流娄谅于家舍。娄谅教其“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对此“深契之”。这段经历，可谓帮助阳明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范式的举业之指导思想，为日后的成功登第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弘治三年，王华“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阳明）讲析经义”［6］，督促阳明研习经义，积极应试。期间，阳明虽“日则随众课业（即科举课目），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但依然把科举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只是此时的阳明，已把入圣与举业合二为一，把“讲析经义”与“搜取诸经子史读之”相结合，以“经”证“史”，视举此为入圣之途径，成圣成了他的主要目标。这段经历，可谓帮助阳明完成了从单纯应式向以入圣为目的、应试为手段的道德学问的方向转换。此时在阳明心目中，应试及第只是手段，若为其所累，则为“累心”。因此，弘治五年，当阳明与孙燧、胡世宁同举浙江乡试后，虽为准备会试而更加努力地研习“宋儒格物之学”，王华为此还特地把他接到京师寓所，让其“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他的心思已日趋活跃，已非举业所能羁绊，于是“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从而对程朱格物穷理说产生了怀疑。然而，当时阳明虽对身心性命之学已有感悟，但并未找到入门途径，于是在焦虑中“自委圣贤有分”，对入圣产生了动摇，只好再回到应试的套路上“随世就辞章之学（即程朱章句之学）”

不难看出，阳明虽在王华、诸让的督促下温习应试，但心目中却始终未放弃对圣学（即心性之学、为己之学）的探求。他是想在实现家人及自己的举业夙愿的同时，实现圣学重建的目的。这样的心态，对科举应试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果然，中举后当年会试，阳明“下第，缙绅知者咸来慰谕”。四年后的弘治九年会试，阳明又因“为忌者所抑”，而再次下第。当时，“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阳明）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此时的阳明，已从对科举制度的失望走向反叛，于是把举业仕进降格为外在的“动心”之欲，由科举之学转向身心性命之学，由“求学”转向“求道”。此后二年，阳明寓京师，对作为考试标准答案的朱子学的怀疑亦愈加强烈：“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因此故，他便先“学兵法”，因“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似有转试武举之念；后“谈养生”：“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最后的结果，却是既未应试武举，亦未遗世入道（即道家道教），而是在家人的督促下，于弘治十二年春第三次参加会试，被“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7］。阳明取得这样的举业成绩，应首先归功于王华、诸让的督促和教诲，但阳明本人在困惑犹豫中一直未放弃举业的努力，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

从21岁到28岁，阳明总共花了8年时间，参加了3次会试，才登第成功，这能不能说明他的智商不高，或者是他所受的教育不好呢？都不是，而是他本人在科举之路上的犹豫仿徨所致。之所以如此，其少年时代狂妄放逸的个性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阳明自称“吾昔放逸”，王华曾“斥之为狂”，王世贞则记其逸事道：“（阳明）幼特好逸游，走狗、斗鸡、六博诸所从为，非不肯补博士弟子，毋亦无耐任之耳已。稍游塾间，出与鬻雀者争，相人目异之，为取钱贾雀送还，曰自爱自爱。异日，夭子柱石也。守仁自是奋激读书一载，学大进。”［8］要“无耐任”的阳明读书应试，的确不易。后虽在王华的督促下勉强与叔伯等人“讲析经义”，然亦为白天随众温习功课，晚上“搜取诸经子史读之”，未把精力集中于空洞的经义举业上，而是放在了务实的子史学业上。有好多次，他甚至想放弃举业，以兵学乃至养生学来代替经义之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作为应试标准的经义章句之学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科举制度本身产生了抵触情绪（详见后述）。尽管在王华、诸让的督促教诲下，“启我愚盲”，“语我以情”，“教我名节”，使阳明最终完成了登科大业，“玉汝于成”，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内心深处对科举的怀疑与抵触。因此，嘉靖五年，当阳明得知王畿、钱德洪两位高足“并举南宫，俱不廷对，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后，便大加赞赏，委以教授师的重任，“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9］。此时的阳明，可以说已从科举制的仿徨者变为科举制的抵制者，从被动参与变成了消极回避。其间的心路历程，似与陈白沙略异。白沙是因屡试不第，遂不满于八股的思想钳制，进而反对官学化的朱学而转向心学；而阳明则是因狂妄放逸，目空一切，进而怀疑朱学，无心举业，导致两次下第，折腾八年，终成正果。换言之，白沙是因举业上的挫折才转向心学，而阳明则是因怀疑朱学才屡试不第。于是故，王华、诸让便想通过启其愚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促其回到正统、主流的轨道上，以完成科举及第之大业。在此过程中，如果说王华主要起了榜样示范的作用，那么诸让便主要起了教育督促的作用，这便是阳明对诸让的教诲之恩始终铭记在心的原因之所在［10］，也是阳明与诸氏家族始终保持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比如阳明曾写过《寄诸用明》、《书诸阳伯卷》、《别诸伯生》、《赠阳伯》、《送诸伯生归省》、《诸用文归用子美韵为别》等诗文［11］。其中诸用明是阳明内兄，诸阳伯、诸伯生是阳明妻侄。阳明还非常推崇内兄诸用冕和族叔诸克章。如他在弘治十七年写的《若耶溪送友》诗中说：“内兄诸用冕，惟奇负艺，不平于公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