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的几个思考

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的几个思考

正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工作者无法预测到冷战会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一样，他们也没能预测到气候变化问题会作为一个政治话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层面，并成为新世纪继反恐后的一大热点话题。这个在西方折腾了接近20年的话题借着2009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空前规格和政治学者的深度参与已完全政治化了。事实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同或国内法的通过从而获得国际法的地位后，气候变化问题就已初步政治化。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后，国际关系学者纷纷从跨国性的政治议题来看待气候变化问题。而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等措施把气候变化问题与对外贸易、对外援助、能源安全等挂钩，使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一张“外交牌”，作为各国外交博弈的筹码。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继反恐之后的又一面国际道义的旗子，谁掌握了气候问题的主导权，也就获得了在即将形成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舆论道义的制高点。因此，气候问题成为一个关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政治议题，并超越传统的国际政治议题，突破了现有理论的外延。这里，仅对几个问题做出思考。

民主、人权、减排？

发轫于欧洲大陆的民主、人权观念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谋取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排斥。美国单边主义下的民主输出和人权干涉成为新世纪紧张的国际格局的诱因。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人权为借口干涉和颠覆一些国家政权成为20世纪国际政治的常态并在冷战后时期发展到极致。

而同样发轫于欧陆的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念是否会成为西方国家在新能源革命下价值观输出的一种形式，这种疑问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深受西方民主和人权指责的国家中大量存在。“气候阴谋论”的提出并不是没有合理的地方。发生在英国的“气候门”事件，让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存在怀疑，由于数次遭受很多国家科学家的质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的公信力也逐渐丧失。在尚未提供确凿的证据和未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的情况下，关于这个问题真伪的确认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无疑，欧盟异常热心的推动也似乎暗藏玄机。1988年，在欧洲人的推动下，有了IPCC；1990年，欧共体代表在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气候变化谈判”的主张，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出台；1995年IPCC 报告的出台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出炉；2007年IPCC的第四份报告推出了“巴厘岛路线图”。欧洲人骨子里对气候变化问题异常的敏感性如同对民主和人权的敏感性一样耐人寻味，太平洋岛国比欧洲各国更直面气候变化的现实。而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小岛国集团背后有欧盟指使的传言，更增加了对欧盟在气候问题上迫切性的怀疑。

不可否认，欧盟有充分利用其在环保、新能源产业上的技术和资金优势来谋求新能源革命下的领导地位的政治目的，但是否存在欧盟通过良好的道德包装达到目的也是一个疑点。正如一位国际关系大师所说大意为，国家谋求在国际社会中利益的理想方式是用理想主义包装，行现实主义之实。纵观美国的外交政策，无不是理想主义包装下行现实主义的产物。

全球性还是跨国性？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必须各方加强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一方的不合作必然会破坏为题的解决。在现实中，假如全球99%的国家都在努力减排气候问题，但1%的国家不参与减排，结果就是这99%国家付出的努力全部被1%国家的排放所抵消，碳排放量上升。但，这不意味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气候问题不一定是全球性问题。一旦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就必须面对具体国家权衡利弊。这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表现在迫切性和重要性两方面。

在迫切性方面，小岛国集团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导致小岛被淹，居无住所，面临着生存危机，更迫切的希望国际社会努力遏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而深处内陆的国家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大，因此，对他们来说，应对气候问题也就不那么迫切。同时，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发达国家没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威胁，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后，有能力也有精力提高对环境的要求。而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肌饿的威胁，肚子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何谈气候变化？

在重要性方面。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与自然环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对气候问题的认识也就存在差异。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气候带北移的现象也会为一些国家带来好处，比如，俄罗斯地处寒地的远东地区就可以得益于气候变暖更适合种植玉米。正如，普京曾半开玩笑地说：气候变暖，对俄罗斯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下的中国

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碳排放国，在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中，与欧盟、美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从1990年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到现在，中国经历了整个国际气候政治秩序的构建，对秩序的认识程度和参与程度很高，一开始就是秩序的构建者，这既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和人才，也为主导气候政治的

秩序提供了良好契机。当前，美国和欧盟基于各自利益追求争夺气候政治格局的主导权，而中国也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

首先，中国作为碳排放最大的国家，没有中国的参与不行，要想使这个秩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没有中国制定的秩序规则不行，否则，既不能照顾中国的利益，也不能使这个秩序得到遵守。

其次，如果未来国际气候政治秩序建立，中国要想在业已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规则下谋求自身的利益，不仅会作为一个破坏者的身份出现，而且会遭受国际道德的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积极参与，对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不无裨益。

第三，中国国内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和新能源发展的问题。国际大环境为中国提供了产业转型和发展新能源的契机，可以利用达成的发达国家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摆脱对碳能源的依赖。同时，中国日益发展的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可以出口。在当前的新能源革命中，中国抓住这一浪潮，实现被历史证明了的历次工业革命促使大国的崛起。

然而，一些国家大力宣传“中国环境威胁论”，通过炒作夺取话语权，占领道德制高点，给中国带来压力，阻碍中国的发展。恶意的炒作还有激化矛盾的危险，如炒作青藏高原的水资源、湄公河流域的污染，造成中国和与之相关的国家之间矛盾。

什么是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能源的清洁开发与高效利用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排放为基本经济特征，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是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的核心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它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革命浪潮，即低碳革命。低碳经济已成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流模式。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低碳经济实质上就是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一场深刻的能源经济、能源技术和消费行为的低碳革命，是构建一种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限度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消费方式。低碳革命的基本目标是努力推进两个根本转变：一是将社会经济发展由高度依赖能源消费向低能耗、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二是将能源消费结构由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向低碳型、可再生能源的根本转变。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中心环节是加快构建新型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 着力推进低碳能源与低碳技术发展，使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低碳与无碳化。

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

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性的共识与探索。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2003年，英国政府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