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克思主义论证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三种方式

李佃来：美国马克思主义论证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三种方式

美国马克思主义在近些年理论推进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之可能性问题作出了令人瞩目、发人深省的思考和回答。概而论之，以下三种方式大致代表着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路数。

政治哲学与社会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思想范例

在以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带来社会矛盾的沉寂以及阶级结构变化，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对社会主义的证明上失去了合法意义。只有进入到政治哲学的推理方式中，从“公平”、“正义”、“道德”的维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正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正当合意，对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信念才可能从根本上树立起来。

尽管罗默以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隐约地指涉到公平问题（如“按劳分配”原则），但他强调，既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范式已经失效，那么建立在产品分配与劳动价值成正比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就不足以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重建。与此相应，通过剩余价值的技术形式来指证的剥削，也不可能在根基上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毋宁说，对于今天追求社会主义的人而言，最根本的需要是“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理念，消解了在私有财产、劳动价值、剥削、物质平等之类说法上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为靠掠夺方式而积累的私有财产与靠个人勤奋而积累的私有财产，以及由前一种方式而带来的剥削与由后一种方式而带来的剥削之间的差异，是不可不计的。

通过政治哲学来证成社会主义的欲图，于是定格为对机会平等诸理念的分辨与澄明，这代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在微观质性探讨上的一个掘进。但要指出的是，罗默等人无论怎样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界分，但他们证明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话语，并没有在根本上与罗尔斯的“正义之论”发生分野，甚至于它们在思想范式上是同宗同源的，这使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大为减损。

总体性辩证法：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证明

美国马克思主义近些年对辩证法的集中研究，明显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素注入其中。这一学术倾向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以对辩证法的重释作为方法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命运。这一论证的思想源头，往往被追溯到卢卡奇、柯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以哈维、詹姆逊等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之见，总体性能够穿越那些看似最毋庸置疑、最理所当然的事实的“直观性”，从而把被说成是“历史终局”的资本主义注释为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个节点。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无不通过“反总体性”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9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则力图借助于普遍的资本逻辑制造的现实总体来消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所以，哈维、詹姆逊等人强调，要在种种反社会主义之理论和现实力量抢夺总体性制高点的场境中，以总体性的辩证法来考量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进而诠证资本主义社会静态表象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将总体性辩证法引申为一种“内在关系”理论的奥尔曼，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内在关系”辩证法坐标系中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关系的系统而不是静止的事物。这个系统会因为构成其关系的部分变化而变动不

居，尤其是当那些潜藏于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强大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会顺理成章。所以，“内在关系”辩证法涉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内部尚未完全实现的潜在趋势如何演进之根本性政治问题，它揭示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不同历史阶段量变和质变的内在关系。如果人们还因为福山宣告的“历史终结论”而不愿接受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那么就尤其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内在关系”辩证法的结构中来重新思索这一问题。

联盟政治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詹姆逊的思想尝试

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除了以辩证法的方式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之外，还直接提出了联盟政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策略，使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论证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的构想总是与一种阶级理论连接在一起，那么，196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身份的不断变化以及阶层概念的逐渐流行使社会主义理论话语遭受质疑不足为奇。但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分化与1960年代青年学生的反文化运动，催生了小团体的活动以及激进的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力量。新社会运动的主角虽然不再是工人阶级，但这些集中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性压迫、环境破坏等议题的运动，无一不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这隐性地预设了一个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前提。

进一步说，新社会运动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重构上的价值更体现在：其一，各种运动自身由于缺乏一种社会阶级的原动力量，因而对资本主义而言并不具有根本的颠覆性，这使不同运动在资本主义对岸联手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阶级同盟成为必要；其二，各种运动自身也不具有统一的、明确的最终政治目标，不同群体都在为各自眼前的解放而抗争，这恰好使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力量重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对其加以整合成为可能；其三，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政治动态中，由资本权力的无限膨胀导致的两极分化，以及由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比例增高、工资收入减少以及不安全因素增长等，使女权运动、黑人运动等新社会政治运动再度高涨，并使这些运动开始自觉地与社会阶级以及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粘连起来，由此使阶级同盟和社会主义的整合具有了经验上的佐证。这说明，后现代文化的政治可能性将转入到一种联盟政治，各个社会群体在其中将围绕阶级归属的共同问题展开论战，分散的政治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宏大政治目标基础上统一起来，进而形成为一种联合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这样一来，联盟政治就不仅是多元团体主义下的一项美国政治策略，它同时也成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普遍化语境下捕捉不同团体和群体、复兴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激发社会主义潜能的有效途径，为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开进提供了重要的支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