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阐述中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及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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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阐述中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及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政策调整。(选抄,太多)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国内资金不足的限制,在开放型经济框架下,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接受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经济学家十分关注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两缺口”模型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三缺口”和“四缺口”模型理论。
一、“两缺口”模型理论(60年代开始)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著名的“两缺口”模型理论,旨在解释中国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必要性,为中国利用外资提供了理论基础。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推论出中国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使资本形成率达到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所要求的水平。他们提出,在开放型经济的框架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在对50多个国家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之后,他们指出,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都是主要依赖外部资源来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的,外部资源不仅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运用自己的资源以取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认为,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来看,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三种形式的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即出口收入小于进口支出,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品进口,阻碍了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无法更多地吸收外资和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钱纳里和斯特劳特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
所谓储蓄约束,是指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投资超过了储蓄;所谓外汇约束,是指进口支出超过了出口收入。所谓“缺口”,是指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达到经济最大增长率目标所需的这些资源的需求量之间存在的差距。该理论认为,中国常常面临着与投资机会相伴随的国内资金短缺问题,即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称之为储蓄缺口;同时又面临着进口资本品与中间产品所必需的外汇短缺问题,即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额,称之为外汇缺口。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国民经济才能达到均衡,设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则“两缺口”模型的推导如下:
在国民经济达到均衡时,总需求=总供给。
总需求=C+I+X
总供给=C+S+M
所以有:C+I+X=C+S+M
即I-S=M-X
为了维持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但是,I、S、M、X这四个变量都是独立变动的,因此,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缺口很难始终保持平衡。为了使其达到平衡,消极的措施就是从宏观上对投资需要进行抑制,积极的措施就是从缺口以外开辟财源。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采取消极的措施,就是不利用外资,从宏观上对投资需求进行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增长,结果往往造成投资大于国内储蓄、进口大于出口,出现“两个缺口”。在不利用外资的情况下,为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当国内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时,就必须压缩投资或增加储蓄;当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时,就必须缩减进口或增加出口。根据上面的分析,要求中国增加储蓄或增加出口的可能性不大,结果只有采取抑制投资需求的措施,从而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维持在低水平上的平衡。
第二,采取积极的措施,就是利用外资,从缺口以外开辟财源。利用外资可以使两个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情况下实现平衡。积极利用外资以平衡两个缺口具有双重效果。如果一笔外资以机器设备的形式引进,则一方面,从供给看,它表示从国外进口了资源,而这笔进口不需要用增加出口来支付,这就减轻了外汇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从需求看,这笔进口又是投资品,而这宗投资品不需用国内储蓄来体提供,这就减轻了国内储蓄不足的压力,从而纠正两大缺口的失衡现象。但要注意的是,利用外资是要偿还的,因此必须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
两缺口模型表明,利用外资是填补两缺口的有效手段。一国可以在不增加国内储蓄的同时,借助于外国储蓄的流入来增加投资,借以摆脱投资水平受制于较低的国内储蓄水平的被动局面。
两缺口理论抓住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十分深远,它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战后广大中国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范本。“两缺口”模型理论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吸引外资的目的,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出现了“两缺口”减少甚至消失的现象。这之后,“三缺口”、“四缺口”模型理论以其现实生命力,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三缺口”模型理论(80年代开始)
1985年赫尔希曼等人在“两缺口”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缺口”模型理论,在原有“两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缺口”。他们认为,对中国来说,资本稀缺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最关键的约束。最关键的约束条件是中国的技术缺乏。他们强调指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除了储蓄和外汇这两个缺口外,还存在着第三个缺口,即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的“技术缺口”。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国内资源尚无能力填补第三个缺口,因而也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填补它。具体策略是:在引进外资中实行“一揽子”资源的引进计划,即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国外的适宜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才等软件,配套引进,使进口的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1978年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也指出,外资是一种综合要素,直接投资实质上是向接受外资的国家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尽管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起显著作用还必须取决于引进外资的方式、技术和管理体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三、“四缺口”模型理论(90年代末)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等人在“两缺口”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缺口”模型理论,在原有“两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税收缺口”和“生产要素缺口”(即技术、管理、营销技能等),并指出外资在弥补后两个缺口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国家进行干预,表现在应实行经济计划,而经济计划的实施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来推动。但对比较贫穷的中国政府来说,现有的政府税收计划目标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收之间存在着差距,即“税收缺口”。因此,政府要顺利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向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利润征税,并在金融上积极参与外资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征税、入股经营、财政参与等形式,为政府筹集公共金融资源,填补“税收缺口”,支持政府在发展计划方面的投资支出。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企业家才能、技术和技能以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缺口,即“生产要素缺口”,引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能为中国提供资金,而且能提供包括管理经验、企业家才能和技术秘密在内的“一揽子”要素。这些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培训计划和“边干边学”的过程进行传授的。
“四缺口”模型将问题从弥补“宏观缺口”发展到弥补微观层次的结构性功能缺位,更能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麦金农又进一步把该模型动态化,论述了引进外资具有比国内资金积累更高的效率,即外资具有比国内资金更高的资本产出率。因此,引进外资可以促进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