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王金存
2012-1-6 14:34:11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的“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30余载，其间提出过不少改革方案，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这失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长期推不动，陈腐的经济体制始终难以破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越积越深，乃致激化，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改革越出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变成了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荃础。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择其要做一初步分析。

一、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
苏联的旧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产品经济观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由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原因，从苏维埃经济创建之始，俄共(布)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等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随之将其铲除。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要“准备消灭货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朴贸易”[1]。

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理论家们则纷纷论证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的必要性。

例如，1919年波格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的墓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买卖市场，只有有意识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分配”。

瓦尔加指出：“应当以生产价值的量度单位来代替陈腐的完全无效的货币核算”。

布哈林在其著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也说，“经济过程的理论面临着过渡到自然经济思维的必然性”。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

但在工业化期间，伴随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产品经济观再度兴起。

一些理论家不仅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甚至否定货币和经济核算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斯特鲁米林在1928年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情况下，社会产品将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

价格问题一般来说将失去任何意义和实际内容”。

柯兹洛夫在1929年则断言：“实质上仅仅是现在价值规律才开始走上了彻底消灭的过程。

因此，商品形式的作用将完全改变。

它越来越只保持其外壳，而失去其昔日的内容”。

加托夫斯基在1931年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核算范畴的历史局限性，’之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相联系的。

某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把经济核算和货币范畴搬到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去，而社会主义本质上固有的是直接的无货币分配制度。

”由于在实践中碰壁，上述产品经济理论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直到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写道：训商品流通是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

”
现在，当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候，上述种种理论信条的陈腐性是显而易见。

的夕但恰恰是这些理论主宰着苏联的经济政策，构成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基础和灵魂。

概括说来，苏联产品经济型的经济体制有如下特点。

1)经济联系的实物性。

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不局部地加以利用，但它们己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

价值规律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生产的日的不是追求价值和价值增殖，而是增加实物产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2)计划管理的行政化和指令性。

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二者不相容，行政指令是社会主义计划钟理的唯一形式，没有指令性的计划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计划。

3)经济生活的国家化。

在城市，囚家占有一切，包办一切，在农村，集体经济“准国营化”，以向国营经济靠拢为日标。

认为集休经济国营化，消除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差别是消除商.钻货币关系的基木途径。

4)企业与国家关系的行政化。

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企业的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千负责。

认为这是在国营经济内部，国背企业之问消除商品货币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的基本保障。

由上可见，产品经济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它集中反映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内涵和实质。

很明显，这种经济体制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既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因而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明显弊端。

这集中.地表现为注重行政指令，忽视物质利益，因而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因。

长期以来，苏联在这种产品经济格局下形成了一种行政驱动性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其基本内涵是：行政指令驱动，政治思想工作保障，群众革命激情支撑。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上述三种因素相互配合还是相当有效的。

但很明显，它们再有效也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

事实上，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三项因素的作用都不断削弱：行政指令的权威不断下降，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削弱，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低落。

结果是苏联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越来越运转不灵。

动力衰退甚至动力真空，乃是苏联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体制弊端的集中反应。

然而，苏联经济改革30余年，从未对这种产品经济模式的性质及其基本矛盾做系统、总体性分析，而往往是着眼于它的个别矛盾。

诸如“上级领导机关远离基层企业，官僚主义”，“计划工作不完善，指标体系不合理”，“上级机关对企业实行繁琐的行政监督，束缚企业主动性”，“经济刺激方法不完善，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对商品货币关系有偏见，对其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等等。

这些都是苏联不同时期官方改革方案的重要思想基础，它们也的确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重要弊端。

但这些弊端不是弧立存在的，也不是传统体制个别环节不完善的结果，而是整个产品经济模式基本矛盾的具休反应，因而也不是靠采取个别、孤立的修补性措施所能解决的。

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采取综合性、相互联系的配套措施，需要用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要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来取代过时的产品经济模式。

而苏联经济改革的历程虽长、方案虽多，却始终没有这种明确的口标模式。

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改革、不同的方案互不衔接，每次改革都需另起炉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整个改革零打碎敲，事倍功半。

二、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
如前所述，苏联传统性的产品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国家化。

这是上述种种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

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虽长、方案虽多，却无一触动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在1957年发动的“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只不过是管理机关搬家，它既未触动国民经济的基础—企业的改革，更未触动所有制关系以及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关系。

因而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这种改组犹如南辕北辙。

勃列日涅夫等人于1964年推行的所谓“新经济体制”，涉及到了企业，力图消除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繁琐行政监督，束缚企业手脚的弊病，但却没有深入分析造成这种弊病的根源。

只触及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没有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

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不外乎是对企业让利放权。

实践证明，在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调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形成企业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企业让利放权不仅不能解决企业与国家的矛盾，而且还会加重企业与国家利益上的磨擦，使企业行为更不规范，加重国家管理企业的困难。

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去改进经营管理，多创造利润，而是用以算计国家、打消费者的主意，多牟取“非法利润”。

这就迫使上级管理机关重新收权收利，所谓新体制又变成了旧体制。

总之，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让利放权也不过是隔鞋搔痒。

1987年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了企业“三自一全”的改革方案，其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或收入)分配关系和财政关系，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我拨款”、“自我管理”和“完全的经济核算。

”其实质是要使企业经营自主，自负盈亏。

这比以前.让利放权”‘式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涉及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而且涉及到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但这一改革方案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突出地表现为：把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局限于财政关系上，未触动产权关系。

事实证明，企业没有独立的产权，就不可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独立和真正的自负盈亏。

与产权虚置相联系的必然是责任虚置，而二者的虚置又使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形成，产品经济模式也就难以打破。

这乃是这次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之一。

此外，苏联经济改革30余年，始终未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方面下功夫。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虽然提出了发展合作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必要性，但进展极为缓慢。

直到苏联解体，除了出现了为数颇多的“倒爷”以及非法的“影子经济”之外，城市经济国家独家经营的局面基本未变。

事实证明，不打破国家垄断，没有其他经济成分的补充和配合、比较和竞争，就很难形成市场环境，企业的经营机制也就很难转换。

总之，国营企业独家孤立搞改革也是产品经济模式难以打破的一个原因。

至于苏联的农村经济改革，长期以来不仅没有什么作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在集体农庄推行什么“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度。

”这实际上是由国家担保给农民按月发工资。

从而使本来还不吃国家大锅饭的农民也入了国家的伙，使本来就已成为“准国有化”的农村经济更接近了国营。

三、改革缺乏打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未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上下硬功失
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深入，改革方案的局限性固然是重要原因。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始终缺乏一个团结一致、坚持改革、敢打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

赫鲁晓夫主观盲动，独断专行。

他发动的管理机关搬家式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他主持的以“利别尔曼建议”为核心的企业改革试验，还未来得及推)“就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所推翻。

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他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在企业改革急待深化的关键时刻知难而退，在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10余年内毫无作为，严重贻误了改革的时机。

戈尔巴乔夫坐而论道，空喊不干，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又遇难而逃，放弃刻不容缓的经济改革去搞什么政治改革，这使苏联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经济改革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和挫折。

如前所述，1987年苏联提出的企业“三自一全”式的改苹方案虽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前进了一步，为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提供
了新的契机。

但是，这一木来就大为迟到的改革方案，推行不到两年就夭折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既有条件和环境方面的客观原因，又有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方面的主观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这次改革比以往的改革难度要大得多。

它不仅需要根本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和产权关系，而且还要根木改变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和经营机制，如企业收入的分配制度，劳动报酬制度、干部制度和用工制度等。

此外，还要建立市场体系，形成市场环境。

上述调整和转换还要采取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具体措施。

如财政信贷体制和企业的资金循环问题、价格体制和企业盈利水平问题，物资技术供应体制和企业物资保证和销售问题，社会保障体制和企业的亏损、破产问题，税收体制和企业的各种上缴定额问题，等等。

不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企业的经营机制就难以转换。

而企业经营机制不转换，所谓的“三自一全”就很难落实。

一方而是改革的难度大，另一方面改革的社会经济环境则比以前更为恶劣。

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严重了贻误改革的时机：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国民经济已滑到了危机的边缘。

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要求加速改革，而改革的社会、经济迥旋余地和承受能力又大大缩小。

此外，改革的难度大，困难多，改革的思想阻力也越大。

如果说以前对企业让利放权式的改革，其阻力主要是来自上层，基层企业大多数是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企业自负亏盈式的改革，阻力不仅来自上层，基层企业特别是那些低盈利和亏损的企业也不热心，甚至抵制，这种情况在庞大的军工企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上述种种困难，更加需要有一个坚持改革、团结一致，能够组织、动员群众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

但不幸的是，在改革推行的关键时刻，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分化乃致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统一全党
思想，抓住经济改革不放，而是丢弃业已开始的经济改革去搞政治改革，结果又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动乱，直接冲击了经济改革，致使持续了30余年的经济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四、产品经济观始终难以破除，成为改革深化的最严重的思想阻碍
苏联的经济改革始终存在着多方面的阻力，其中最严重的是产品经济观。

如前所述，苏联的产品经济观根深蒂固，它不仅是造成苏联经济体制扭曲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经济改革，纠正这种扭曲的最严重的思想阻碍。

苏联经济改革的整个历程始终伴随着一场产品经济观与商品经济观的尖锐斗争。

这集中地表现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等人发动的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

60年代末，面对“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苏联的经济改革面临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克服矛盾还是回避矛盾走回头路这两种选择。

苏联一部分学者在东欧一些国家改革的启示下反对走回头路，主张深化改革，要求调整所有制关系以及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充份发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把企业改造成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打破苏联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但另一方面，前段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又使原来诚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进一步抬头，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颇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

此外，当时苏联与美国的争霸又进入了高潮，靠产品经济模式维持和发展的军工体系不断膨胀，其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苏联掀起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以阻止改革的这种发展势头。

那么他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当时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对此做了批判性的归纳，这就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作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木
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而竞争是这一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上述批判式的归纳具有明显的“上纲上线分色彩，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维护产品经济观，维护苏联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

具体说来就是：以维护公有制的名义，反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反对寻求公有制的经济上合理的新实现形式，如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以维护计划原则的名义，反对把指令性的计划改为调节性的计划，反对放开物资和价格等；以维护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名义，反对企业经济独立、白负盈亏，反对把企业改造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深化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关键。

还应看到，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情况都与现在不同，还没有人提出根本取消公有制，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完全的市场经济。

勃列日涅夫等人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批判什么“市场社会主义”除了阻止苏联本身的改革深化之外，还力图阻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使其控制在他们所能接受和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种批判首先是给苏联的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后果，它压制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寻求改革新途径的可能性。

正是在批判的压力下，苏联一些主张深化改革的人士纷纷检查，连利别尔曼教授也不得不为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强调了利润的作用”而做自我批评。

至此，苏联的经济改革也就堰旗息鼓，而这正是苏联改革急待深化的关键时刻。

总之，根深蒂固的产品经济观，深入到了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渗入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人们经济思维和行动的主宰，成了改革深化的拦路虎。

五、经济改革失败，是苏联经济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
苏共二十八大之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

现在，俄罗斯联邦等在迫不及待地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方针，“休克”式地向市场经济跳跃，原苏联的经济制度处于全面瓦解之中。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方针、路线错误当然是最直接原因。

但从经济上看，经济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的改革长期推不动，始终不见成效也是重要因素。

首先，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之所以在苏联得以滋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以前改革的失败。

正是由于改革长期推不动，始终不见成效，才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

这就给所谓的“民主派”或“激进改革派”，鼓吹“旧体制不可能改”，“必须彻底铲除”之类的谬论以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种种攻击提供了口实。

正是由于经济改革长期推不动，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深化，国民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人民群众急于摆脱困境，才使得他们泡制的所谓“四百天规划”、“五百天纲要”、之类的所谓激进改革方案得以恿惑人心。

其次，产品经济观是市场经济观的温床。

产品经济观与市场经济观表面上是截然对立的，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二者都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现代经济的调节手段与所有制联系起来：要计划就必须实行国有化，要市场就必须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这样，一个长期以市场为敌，以全盘国有化为奋斗目标，信奉产品经济乌托邦的国度，今天又以国有制为敌，以全盘市场化为奋斗目标，信奉起市场经济乌托邦。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物极必反”的客观逻辑。

第三，恰恰是由于产品经济观不仅造成了苏联经济体制的严重扭曲，而且又成为经济改革、纠正这种扭曲的严重阻碍，从而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发挥，引发了经济危机
和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为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总之，苏联的实践证明，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的功能已经耗尽，必须以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更能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新体制来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乘虚而入，这是改革方面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苏联失败的经济改革道路贻误乃至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责任编辑：向祖文)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第749-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