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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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王金存
2012-1-6 14:34:11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的“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30余载,其间提出过不少改革方案,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失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长期推不动,陈腐的经济体制始终难以破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越积越深,乃致激化,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改革越出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变成了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荃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择其要做一初步分析。
一、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
苏联的旧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产品经济观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由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原因,从苏维埃经济创建之始,俄共(布)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等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随之将其铲除。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要“准备消灭货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朴贸易”[1]。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理论家们则纷纷论证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的必要性。例如,1919年波格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的墓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买卖市场,只有有意识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分配”。瓦尔加指出:“应当以生产价值的量度单位来代替陈腐的完全无效的货币核算”。布哈林在其著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也说,“经济过程的理论面临着过渡到自然经济思维的必然性”。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但在工业化期间,伴随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产品经济观再度兴起。一些理论家不仅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甚至否定货币和经济核算存在的必要性。例如,斯特鲁米林在1928年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情况下,社会产品将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价格问题一般来说将失去任何意义和实际内容”。柯兹洛夫在1929年则断言:“实质上仅仅是现在价值规律才开始走上了彻底消灭的过程。因此,商品形式的作用将完全改变。它越来越只保持其外壳,而失去其昔日的内容”。加托夫斯基在1931年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核算范畴的历史局限性,’之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相联系的。某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把经济核算和货币范畴搬到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去,而社会主义本质上固有的是直接的无货币分配制度。”由于在实践中碰壁,上述产品经济理论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直到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写道:训商品流通是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
现在,当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候,上述种种理论信条的陈腐性是显而易见。的夕但恰恰是这些理论主宰着苏联的经济政策,构成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基础和灵魂。概括说来,苏联产品经济型的经济体制有如下特点。
1)经济联系的实物性。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不局部地加以利用,但它们己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价值规律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生产的日的不是追求价值和价值增殖,而是增加实物产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2)计划管理的行政化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二者不相容,行政指令是社会主义计划钟理的唯一形式,没有指令性的计划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计划。
3)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在城市,囚家占有一切,包办一切,在农村,集体经济“准国营化”,以向国营经济靠拢为日标。认为集休经济国营化,消除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差别是消除商.钻货币关系的基木途径。
4)企业与国家关系的行政化。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企业的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千负责。认为这是在国营经济内部,国背企业之问消除商品货币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的基本保障。
由上可见,产品经济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它集中反映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内涵和实质。很明显,这种经济体制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既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因而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明显弊端。这集中.地表现为注重行政指令,忽视物质利益,因而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因。
长期以来,苏联在这种产品经济格局下形成了一种行政驱动性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其基本内涵是:行政指令驱动,政治思想工作保障,群众革命激情支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上述三种因素相互配合还是相当有效的。但很明显,它们再有效也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事实上,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三项因素的作用都不断削弱:行政指令的权威不断下降,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削弱,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低落。结果是苏联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越来越运转不灵。动力衰退甚至动力真空,乃是苏联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体制弊端的集中反应。
然而,苏联经济改革30余年,从未对这种产品经济模式的性质及其基本矛盾做系统、总体性分析,而往往是着眼于它的个别矛盾。诸如“上级领导机关远离基层企业,官僚主义”,“计划工作不完善,指标体系不合理”,“上级机关对企业实行繁琐的行政监督,束缚企业主动性”,“经济刺激方法不完善,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对商品货币关系有偏见,对其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等等。这些都是苏联不同时期官方改革方案的重要思想基础,它们也的确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重要弊端。但这些弊端不是弧立存在的,也不是传统体制个别环节不完善的结果,而是整个产品经济模式基本矛盾的具休反应,因而也不是靠采取个别、孤立的修补性措施所能解决的。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采取综合性、相互联系的配套措施,需要用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要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来取代过时的产品经济模式。而苏联经济改革的历程虽长、方案虽多,却始终没有这种明确的口标模式。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改革、不同的方案互不衔接,每次改革都需另起炉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整个改革零打碎敲,事倍功半。
二、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
如前所述,苏联传统性的产品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国家化。这是上述种种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虽长、方案虽多,却无一触动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在1957年发动的“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只不过是管理机关搬家,它既未触动国民经济的基础—企业的改革,更未触动所有制关系以及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因而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这种改组犹如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