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

试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

【原文出处】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13-19

【分类号】J2

【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作者】李嘉瑜

【复印期号】199602

【标题】【正文】

一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特殊的文学题材。《说文》：“悼，惧也。陈楚谓惧曰悼，从心急声。”《方言》：“悼，伤也。秦谓之悼。《广雅释诂》：“悼，哀也。”依以上字书的解释，悼亡二字应是对亡者哀痛之意，但自西晋潘岳首先以悼亡为题，作“悼亡诗”三首，发抒对亡妻的忆恋与伤逝，悼亡之作乃专指“亡妻”这一特定的主题。

以悼亡为主题的作品，其实最早可追溯到诗经《邶风·绿衣》，此诗以绿衣起兴，重复强调睹物思人之悲，全诗通过对亡妻亲手缝制的绿衣内外、上下、颜色各方面的描写，琐细地写出作者对衣服的熟稔与珍惜，也益见其形损神伤的悲痛。此诗对后代同类题材的诗歌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就曾提到六、七岁时读此诗，曾感动得“怅然欲泣”。

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是最早将悼亡二字合用，并著称于世的诗歌。在六朝以生命迁逝为主的伤感思潮中，其无疑是时代氛围下的产物。这三首诗以时间的推移为经，对亡者的记忆为纬，交织出死生茫茫的悲情。潘岳之后，沈约、薛德亦有名之悼亡的诗作，江淹则有与潘岳写法相同的悼室人十首。

唐宋以后，悼亡之作益多。元稹“情真意切”的遣悲怀三首，从“俸钱过十万”的今日，追忆“野菜充饥”；“落叶添薪”的贫贱生活，反复抒发死别之恨，怅然绝望之余，“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实是此类作品的绝唱。此外李商隐、赵嘏、梅尧臣、陆游亦有悼亡之作名世。其俨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独特的文学题材。就其性质而言，或可视为爱情诗的另一形态。

爱情这一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惯以言志与载道为诗文批评标准的士大夫眼中，是耻于以房帏之情为念，即使咏及男女之情，也必以香草美人写君臣大义为最高境界。而悼亡诗却得以借着伤逝的特殊题材，表达丈夫对亡妻真切而深挚的情感，这在中国诗歌中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即使眷情弥笃者，亦绝少形诸文字。

悼亡之作出现于词中，最早的当是李煜的《谢新恩》，词这一文学体裁，原只是“绮筵公子”为“绣幌佳人”〔1〕所写的香艳歌辞，其内容以叙写美女与伤春怨别的男女爱情为主。换句话说，词在初起时，即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色，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此外，词由于字句的参差错落与词调的丰富性，因而比体制整齐的诗体更能发挥抒情的特长，所以用词体来抒写悼亡之作，在体式上，往往比古诗律绝等诗体，更见回肠荡气。

以苏轼的《江城子》为例，其词三、四、五、七言交错，通过形式上的长短变化，把游移于梦境和现实间的迷离与对亡妻深切的怀念，做了不露痕迹的结合，其和贺铸的《半死桐》是词史上无论艺术表现和思想性都相当突出的悼亡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词虽有利于悼亡题材的创作，但自唐末五代到北宋，悼亡词的创作却明显不如诗体，这一点或可由词体本身的特质言之，从词史上来看，唐末五代到北宋是词体由形成到成熟的时期，也是词体由歌辞之词逐渐诗化的时期。词这一文学体式在初起时原只是配合当时流行乐曲所演唱的歌辞，即使后来文人投入写作，仍受到歌辞之词的背景影响，内容多是叙写歌女的容貌、才艺或词人与歌

女间欢聚、爱幕、伤离怨别之情，以此体式来写作五伦中的夫妇之情，或有不妥，所以《花间集》中，只见韦庄悼亡姬，而未有悼亡词。李煜是第一个把诗体中的悼亡题材带入词体创作的作者，这实是词史上的一个创举，因为悼亡主题在他之前是属于诗的范畴，李煜将其带入词中是有意识地扩大词的题材，虽未对当时花间派笼罩的词坛发生影响，但却对北宋中期的苏轼有所启发。苏轼在词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命题是以诗为词，悼亡词的写作更突显他这一创作上的特点，而且他只写悼亡词却没有悼亡诗，这一点或可看出在苏轼的意识中对于悼亡主题的作品，词体比诗体拥有更有利的创作条件。

苏轼之后，悼亡词的创作亦不少，但受到先天条件的限制，悼亡词仍难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因为悼亡词乃专以伤悼亡妻为主题，这一特殊的生命情境并非人人皆有，故对其创作上有所限制，而且即使面临此一情境者亦只有一、二首的零星创作量。词这一领域中能对悼亡这一主题投注心力，大量创作的首推纳兰性德，他是目前词史上公认在悼亡题材作品中，表现最卓越的一家。

在正式进入纳兰性德的悼亡词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对词人的创作理念有所了解。纳兰性德的词学见解主要见于他的七古（填词）：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①。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

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

芒唏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

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参差句读三百篇，

已自换头兼转韵。这种说法正和清初词坛及政府尊词的声浪相应，如《御制选历代诗余序》：

诗余之作，盖自昔乐府之余音，而后人之审音选调，所由以源起也。

又如汪森的《词综序》：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

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其五，至短箫铙

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不同以上二者对词体的溯源，纳兰性德进一步指出，词是诗亡后所继起的文学样式，其和诗一样都是以比兴为指归，一样适合抒写忧患之情，暂且不论纳兰性德所谓诗亡词乃盛的主张是否合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但他把词看成是诗的继承者，认为其同样以比兴为依归的主张，对于词体地位的提升，确实有其积极意义。

纳兰性德这种尊词的主张反应在他的词体创作上，我们可以发现他是把词体当成抒情言志的工具，也就是说在他的理念中，诗词原有一体，因而许多被认为原来应该属于诗的范畴的题材如悼亡词、边塞词等，他都投注心力大量创作。

二

顾贞观尝言：“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这段话确实把握了纳兰词主要的艺术特点，对于其词这种凄婉哀感的风格，历来的词评家多有所注意，如陈维崧以为其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谭献评他的小令：“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目前学界对于纳兰性德的词风并无太大争论，但对于促成这种词风的原因，却众说纷纭。

叶嘉莹先生以为这是一种“父子、君臣、家人、仕宦中的难言之恩怨。”余育民先生则归纳出“漂泊天涯、行役之苦”、“怀念亡妻、伤悼之苦”、“英雄壮志、未酬之苦”三个导因，周涛先生则以为“政治背景的无情”、“现实生活的冷酷”正是他的词风形成的原因；乔玲希先生则把其归结为“人生悲剧的审美体验”、“不愿同流合污的崇高个性”。综合上述论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观察角度。一是从历史及政治背景的切入，探讨他的家世、行役、仕宦对其造成的影响，一是由个人的性格言之，一是就其家庭因素探讨，如与父明珠间的矛盾、爱妻卢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