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和沈从文对国民性关注的差异

浅析鲁迅和沈从文对国民性关注的差异

作者：殷艳敏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4期

摘; 要：鲁迅和沈从文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个人的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国民性的批判，然而立足点又完全不同。鲁迅立足于对“丑”的批判，沈从文在对“美”的赞美中否定“丑”。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国民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01

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都充满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意识，都对人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关注国民性。以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为例，本文尝试探讨鲁迅和沈从文对国民性的关注有何不同。通过比较发现，对国民性关注，鲁迅重视对国民性中“丑”的揭露，沈从文重视对国民性中“美”的显现。这样对国民性关注点的巨大差异，使两人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个性鲜明的文学艺术风格。

一、人物形象塑造

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阿Q和翠翠为例，对“丑”“美”进行比较。阿Q作为鲁迅笔下人性“丑”的集中表现，是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代表。阿Q是一个不知名姓的底层小人物，他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展现的是人性的自欺欺人、妄自尊大、愚昧麻木、奴隶意识……在现实世界里，阿Q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不论是在与未庄各色人等诸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在革命的浪潮中，阿Q作为一个不知成功为何物的失败者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生存法宝”，通过瞒、骗、遗忘和转移失败的方式，阿Q获得精神上的“大获全胜”。比如说阿Q认为“生平第一件的屈辱”，是被王胡打，毫无羞耻感地讨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过后说一声“儿子打老子”便“心满意足的得胜”了。这种“胜利”在阿Q 的世界中不胜枚举。这种国民劣根性中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阿Q也因此成了展现国民劣根性的一面镜子。鲁迅通过阿Q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性中的“丑”。

和阿Q的“丑”对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一切“美”的显现。翠翠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堆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大自然赋予了翠翠美丽强健的身体和蓬勃生机的生命力。翠翠是自然之子，浑身充满了一种灵性的美，她热爱自然，融于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体现了一种自然美。翠翠天真、淳朴、真诚，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与爷爷相依为伴，每日帮着爷爷渡船，从不觉得生活枯燥乏味。她全

身心地充满力量地生活着，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扎实地走过。在这种简朴的生活劳动中，形成了翠翠勤劳、坚韧、充满生命力的美好品格，孕育了翠翠身上的人性美。翠翠的美还体现在她对爱情的纯洁和坚贞。翠翠的爱情虽不圆满，但她为爱情矢志不渝、永远跳动的心，塑造了翠翠身上与众不同的美。

二、时代背景的描写

以小说中的人物的生活环境为例，对“丑”“美”对比。阿Q生活的未庄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村。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法等级观念、封建伦理道德都深深地积淀在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和烙在人们的灵魂里。这里处处体现着等级尊卑意识。如未庄个通例，被一般人打了，就不算事，但倘若被一个名人如赵太爷打了，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被赵太爷打了耳光的阿Q为此还风光了一段时间。这种“通例”使人和人的交往中掺进了功力和恃强凌弱，失去了人性中的人情和温情。同时，未庄的封闭落后还使得这里的人安于现状，愚昧麻木。未庄呈现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潭臭烘烘的死水，阴暗，闭塞，冷漠，麻木，在历史的年轮中停滞腐烂。这种环境的“丑”，也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翠翠所在的湘西茶峒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一切都那么和谐的相处着，这里的生活蓬勃而充满生机，这是一个充满“美”的世界。在小小的边城里，处处充满了爱，充满了对生命，对生活，对他人的爱。如管渡船老人从不考虑得失功利;船总顺顺大度洒脱，对于他人一向“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顺顺的两个儿子也是不拘隔套，豪放豁达之人。在这里，仿佛不存在人性的恶，一切都是美和善，人与人的相处都是真诚和朴实，即使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在这里也可以获得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爱护，体验人间的温情与大爱。

三、国民性批判的方式

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方式，鲁迅通过揭露“丑”批判国民劣根性，以唤醒麻木的国民。而沈从文通过展现“美”，来感召唤醒国民。在《阿Q正传》中，鲁迅整体给我们呈现的都是“丑”和“恶”，不管是阿Q，未庄，还是革命，都是荒诞可悲，可恨可笑。这里充满了一种阴暗昏沉的色调，充满了一种“呐喊”不出的压抑和绝望。鲁迅正是通过这种对“丑”的无情揭露，达到了批判国民劣根性，唤醒麻木国人的目的。鲁迅笔下的“丑”超越了时空，在当下仍具有发人深省的强有力的力量。

沈从文对美有着一种敏锐和执着。在沈从文笔下，湘西茶峒这个小小的边城充满了自然美、人情美、人性美。沈从文正是通过对这些美的生动的展现，使《边城》有了不同于它温柔缱绻的风格的强有力的批判力度。在对自然和未经开化的湘西世界的赞美中，在对这种与世隔绝、未经玷污的淳朴、真诚的人性“美”的歌颂中，还蕴含着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不满，对人性扭曲和道德淪丧的警醒和批判。沈从文正是在这种对“美”的显现中，批判了“丑”，唤起了人性中的爱与善。

总之，不论是对“丑”的揭露，还是对“美”的显现，鲁迅和沈从文都是殊途同归，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对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他们对国民性的反思和忧虑超出了个人视野，他们的批判深刻而有力度，唤醒了一代又一代麻木不醒的国民。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