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文化透析(一)

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文化透析(一)

论文关键词：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文化透析

论文摘要：过渡时期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体现出复杂而精微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二重心态，体现着一种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知识分子群体则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心态和非自主化的批判人格。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背反现象与运动中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过渡时期，为了达到思想文化整合的目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由于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敏感性，大多数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应当说，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是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基本特性，但并非所有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形态的视角并非完全涵盖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性质和特征。要全面的揭示其性质和特征，除了意识形态的视角外，还应引进别的视角，而文化的视角就是其中之一。

意识形态视角比较强调精神文化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对一定经济基础的依存性和服务功能，而文化视角相对来说则更为注重精神文化在人类本体存在中的自由性和自我解放功能。如果将意识形态视角和文化视角都看作镜子的话，在意识形态视角这面镜子中映照的是经济和政治的状况、现实关系的特点以及阶级斗争的事实等，而在文化视角这面镜子中映照的却是人的自身，是人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

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和批判运动的发起者，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对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巨大影响。

首先，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其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上。在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很容易从阶级斗争出发，以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这也就使得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在整体上的估量出现了偏差。建国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200万知识分子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问题在于怎样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毛泽东不是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出发，而是依据他们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是赞成但不熟悉。’.国虽然这也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但这种忽略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以熟悉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依据，并不科学。世界观毕竟是意识的东西，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际。一个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标准上存在的二重性，导致他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二重性认识。过渡时期，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标准问题上，基本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二重性标准，且更多地是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性质及政治思想来判断知识分子属性。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曾谈到:“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

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可以看出其对知识分子的双重心态:重视文化人，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从世界观出发认定其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既然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知识分子的思想便很容易被冠以“唯心主义”。把这种阶级对立的思维方式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导致把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见解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上纲，对许多文艺作品、理论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形成政治批判和声讨。此外，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使社会上的一些人产生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歧视心态。

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所具有的强烈的“反智”意识，也使得知识分子每遇运动就容易成为革命的对象。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又会造成人的素质低下，缺乏理性思考能力，易被卷人运动，造成运动的狂热发展。

其次，这种影响还体现在其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上。可以说，在加世纪中，“急进”和“斗争”的文化态度始终主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使整个发展表现为一种急促和紧张的节奏。这种节奏再伴随着声势和规模都空前浩大的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壮观而又激烈的外表特征。毛泽东作为这种“急进”和“斗争”的中国现代文化心态的代表人物，自然也就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的历史情势。在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最集中、最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静”、“主和”的特征已基本不存在，而被“主变”、“主斗”的新的文化特征取而代之。从思想渊源来讲，毛泽东这一文化特征的形成，归结于中西方文化思想的综合作用。早期康有为、梁启超的“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和赫青黎、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动—变—斗的人生哲学和发展观念。当毛泽东成为一个成熟而富有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运动、变化、发展和斗争，始终是他的理论思维的一个兴奋点。这种认识，反映在毛泽东的人生性格中，便是讨厌传统文化所偏重的和谐、不争、守成、世故。在他看来，事业的发展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浪潮”和“运动”推进，斗争是历史和人生最有创造性的状态，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纵观这几次批判运动，之所以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学术问题，除了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影响之外，与毛泽东个人“主变”、“主斗“这一文化性格是分不开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无不体现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无例外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批判方式。这种批判意识和群众运动的批判方式，正是“主变”、“主斗”这一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毛泽东的“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直接决定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进程，同时，这一文化性格也在整个批判过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批判实践是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的。“主变”、“主斗”的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武训传》以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改良主义，以改良主义来贬低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和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是由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起的。在李、蓝身上，毛泽东依稀找到了他年轻时对传统教育反叛的影子，因此非常赞赏这种“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挑战。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反映了毛泽东“主变”文化性格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防变”，时刻引导矛盾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防止事物朝相反方向转化。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很多人看来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挑战，两个不乏固执个性的人碰到一起，以毛泽东“主斗”的文化性格，是不会容忍这一现象存在的。而胡风的小集团和他的《作为参考的建议》正好授人以柄，印证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防变”之虑。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口这一政治定性无疑决定了胡风等人的悲剧命运。

置身于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其对人类的思想深度有多大的推进。要究其原因，除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外，我们还必须具体地进入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相似性及同源性的观照之中，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文化心态、文化人格。

过渡时期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有的参政、从政、学术政治化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以政治权力依附形式存在的人身依附，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将政治立场上的划界表态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政治权力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群体对此大多是认可的，并以自己的言行加强了这种生存环境。他们不仅以自己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