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武侠小说的审美文化内涵

浅谈武侠小说的审美文化内涵
本学期，高中第四册《语文读本》里面首次选入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部武侠小说，分别排在第五课和第六课，并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

这本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读本(必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次出版。

此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批评者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形式，其思想境界不高，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赞成者则认为，武侠小说蕴涵着许多中国文化的精粹，著名导演李安根据王度庐武侠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电影以其特有的中国审美文化意蕴震惊世界，获得奥斯卡大奖，更不要说审美文化内涵丰富的金庸小说了，所以把武侠小说的精彩篇章收入课本是非常必要的。

反观现实，“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在看武侠小说”，青少年更是沉迷于武伙小说之中。

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对中学教材入选武侠小说一事进行争论，而是要对“校园武侠热”给予适当的引导，让学生从阅读中学会欣赏，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对武侠小说的审美文化内涵进行简要论述，以利于学生对中国传统侠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一方面，与儒道佛文化相比，侠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占据主流文化的位置，但它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儒道佛文化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体系。

根据记载，侠最早出现于东周末年，他们是由周朝太平时期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能文能武的“士”演变而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士”出现了文武分途，取之文者成为了恢复夏商周礼仪的儒士，取之武者则成为了守信诺讲义气的侠士。

之后汉代独尊儒术，魏晋崇尚老庄，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与儒道相合，盛唐时期儒道佛三教并立且成为后世文化主流，至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已趋成熟。

侠文化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获得过正统地位，但它因其所体现的平民伦理道德而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一直丰富完善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根据考证，侠之字音转于陕西的方言“人廷”，意指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侠之字形则取白“铗”，此字是剑的别称。

从侠的最初音形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武侠的原始风貌，即所谓的以武行侠，其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折射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

两千多年来，侠一直是自由和兼爱的象征，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谈到侠有三大品格——弃官宠交、肆意陈欲和以武犯禁，这三个方面归纳起来的总旨就是追求自由和反抗不自由；“兼爱”一说出自墨学，它提倡人们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

如果说前者是侠者为自己争取权利而散发出自由的光芒，那么后者则是侠者为他人作出贡献而形成了平等和义气。

唐人李德裕《豪侠论》中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可以说是对历史上侠客的侠义品性最通俗简易的解释，它意味着侠之所以为侠不在于侠的武功修炼到一个如何出神入化的境界，而在于侠服务于一个世所公认的正义目标，从而圆满地体现了平民大众的理想期盼。

侠义也便成了后世尤其是民间大众的共同信念——侠在义的伦理原则上出自角色本能去履行拯世济难的职责和使命。

作为侠文化价值核心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伦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化，在中国特定的伦理型社会中所形成的道德规范，它反映了民间百姓及小团体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官府正统势力的“不义”的抗击，其中融注了平民大众互助团结的深挚情意，这也正是墨家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影响所在。

于是侠义观念便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和被称为民间美德的伦理原则，它是平民大众现实生活需要与理想化期
待的综合产物。

因此，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中的一个永恒的梦想。

另一方面，侠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儒道佛文化相互融合，从而成为一种蕴涵很深的包容性文化。

侠文化为人们的心灵创造了一个特有的审美空间，由于这个空间融注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而形成了武侠小说中承载民族理想人格的武侠。

按照侠义的实质和人格的不同，可以把武侠分为儒之侠、道之侠和佛之侠。

儒家文化因其适应伦理型传统农业社会而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明，所以其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以“仁”为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此，儒之侠便以“兼济天下”作为行动准则，以勇于入世的态度去行侠仗义。

他们不仅行走江湖扶危济困，而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曾说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他的大侠风范使之堪称儒之侠的典范代表。

道家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对立补充使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它是对重人伦讲人事的主导社会意识进行反思之后所做出的返归自身的选择。

道家思想源起老庄，以“道”为核心，因强调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进而崇尚回归自然。

因此，道之侠就以“独善其身”作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他们不把世俗的功名富贵当作自己的人生目的，为了保全自身的真性情和独立人格不受现实社会的束缚而成为所谓的隐侠。

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便是一位逍遥率真的道之侠，他以生命的真性情来对待世事人生，表现出对世俗纷争的厌弃和对真情自由的渴望。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逐渐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家思想讲究慈悲为怀，希望人们能抛开世俗的各种烦恼和欲望来解脱痛苦的人生。

因此，佛之侠以“悲悯众生”为核心，他们忘却自我，胸怀世人，表现出宽广的意志和崇高的境界，达到了较高层次上的无欲无求，是一种心空而悲天下，心宁而挂众生的大彻大悟。

金庸《天龙八部》一书佛教意味甚浓，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佛之侠，其中无名扫地僧的圆融智慧和慈悲胸怀尤其让人仰慕。

另外，《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段誉和虚竹虽然看似分别代表了儒道佛三种文化的选择，但他们的形象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一种文化的深度里，具有济世气概的大英雄萧峰不惜以一己之身殉天下，严守少林戒律的小和尚虚竹最终实现了个人的自我救赎，大理国王子段誉则身体力行了一种儒道佛共同作用的世俗人生，从而体现了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

儒道佛文化的不可分割对侠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武侠小说常见的出世与隐世相统一的结构模式中，它具体体现为武侠的“功成身退”，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进于儒，退于道，逃于佛”的理想人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侠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主流的儒道佛文化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从而成为维持社会文化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侠文化之有武侠小说，是侠文化的一次石破天惊。

未有武侠小说之前，侠文化是道德和正义的理想，现实生活中能够遇到扶困救难的武侠毕竟只是少数；武侠小说的出现，带来了侠文化的一次飞跃，人们从此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侠文化领域中作飞越时空的审美。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人在武侠小说中寻求顺民社会中所不易见之仗义豪杰，于想象中觅现实生活所看不见之豪情慷慨。

”
当然，一种文学现象的兴起与衰落总是与一个时代的审美情感和文化取向有关，而这正是文学发展的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尤其是现代社会中金庸小说的流行，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它的意义既不在于武伙小说作为通俗读物能够带给人们消遣娱乐，也不在于武侠小说本身的内容包含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能够为拥有现代意识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认同的文本，这与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愿望是一致的。

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把传统文化因素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形象，满足了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民族审美心理需求，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返回传统文化的伊甸园。

（韩丽娟，山东省泰山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