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三版)中晚唐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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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的早期诗歌,不乏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尚存刚健 明朗的盛唐余韵。其后期作品的主导倾向,转为向往隐逸 的宁静。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较多,也最能代表他的艺术 风格。韦应物以冲和淡泊、宁静幽远的意境,锤炼精工的 语言,首创大历诗风。他的人品诗品都与后来的柳宗元有 相似之处,后人多以韦柳并称。
《观田家》、《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 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为其代表作 。
其他大历诗人更多偏爱描述性意象,也就是白描手法。如 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司空曙的“雨中黄 叶树,灯下白头人”等。
韦应物与柳宗元
中唐山水诗的代表是韦应物和柳宗元,他们与王维、孟浩 然合称“王孟韦柳”,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四位主要代表 。
韦应物(737—792?)长安人。天宝末,以三卫郎为玄宗 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生活放浪。安史乱中,流落 失节,折节读书。中唐以后,虽仍出仕,但较坎坷。
如刘长卿最喜欢吟咏秋风、夕阳:“山含秋色近,鸟度夕 阳迟”;“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帆带夕阳千里 没,天连秋水一人归”;“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 斜时”。秋风的冷色调与夕阳返照的黄昏构成了刘长卿诗 歌独特的底色,形成凄清、萧索的秋之色调。
钱起:“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 李嘉祐:“惆怅闲眠临极浦,夕阳秋草不胜情” 卢纶:“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柳宗元的诗歌
柳诗今存一百六十余首,在中唐诗坛上,不入流派而风 致独异。其诗大多写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内容多抒发 其个人离乡去国的悲愤抑郁,他将悲愤抑郁愤懑寄意于山 水,创造出峻洁、澄澈的境界。苏轼称其诗“温丽清深”、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发 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大历诗风的代表是“十才子”和刘长卿。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姚合所编《极玄集》, 名单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 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他们的生平 大都不详,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唱和而为知名。他 们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其中,钱起各体皆工, 可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
《江雪》 ‘绝’、‘灭’、‘孤’、‘独’、‘寒’, 正写出一寂寥、清冷、孤独之世界,但再加一‘雪’字, 纯洁,一尘不染。渔翁独钓寒江正见出诗人孤傲而清高的 个性。
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方面,山水自然意识渗入了日常生活,这时期 的诗人往往能在身边发现自然的意趣,山水描写 的泛化成为一个突出特点。
与元白诗派相关的还有几个名称,即“元和体”或“长庆 体”。李肇《国史补》有:“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 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称元和体。”白居易《重寄 微之》有“诗到元和体制新”之句,句下自注云:“众称 元白为千言律,或号元和格。”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唱,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 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体诗;而乐天《秦 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知者。”这些材料 显示,时人所称“元和体”,指的是驱遣文字、穷极声韵 的长篇排律,可能还包括杯酒光景间的小碎诗章。
2、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与词语选择密切相关的意象运 用,形成了两种意象类型:①象征性意象;②描述性意象。
刘长卿偏重于象征性意象的运用。而且用的最多的是青山, 如“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惆怅暮帆何处落,青 山无限水漫漫”。青山似乎成了诗人坎坷愁苦的人生之旅 的归宿地,一种内心向往宁静安逸的居所。还有具有隐逸、 高洁意蕴的“白云”意象,象征漂泊不定生活的“孤舟” 意象,隐喻衰败消沉的“夕阳”意象等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 ,天 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1、大历诗歌的词语色彩 由于大历诗人多生不逢时之感, 意气消沉,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的诗歌的词语选择, 往往带有凄清、寒冷、萧瑟、暗淡的色彩。类似秋风、落 叶、夕照、寒雁等冷淡色彩的词语,在大历诗人的作品中 俯拾皆是。
在此基础上,还明确指出了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 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 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 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 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 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 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 明人高棅指出:“大历以还,古声愈下。 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 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 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唐 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也说:“张、 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 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 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 卷二)
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 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 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刘长卿在安史乱前登进士第,生当乱世, 而又仕途蹭蹬,他的诗多显得黯淡和凄苦。 另外,他敏于感受,拙于叙述,长篇五古 往往头绪不清,而且十首以上即语意重复, 但他有些五言短章,省净而有意味,为后 人所称道。
一、新乐府与讽谕诗
汉以后,乐府诗成为文人诗的重要源头,唐代, 汉乐府的音乐早已失传,唐人借用乐府体写作, 表现的是诗人的主体的精神(如李白,深得乐府 艺术精髓,故作有大量乐府体诗,但他的乐府诗 浸润着他的主观精神,以他为代表的唐代乐府诗 属于乐府的变体);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 发”的创作精神却逐渐淡化了。到杜甫,才重新 回到了汉乐府的本源,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时事, 可算作是唐人新乐府。不过,通过唱和形式,使 这种“即事名篇”的唐人新乐府蔚然成风、发扬 光大,要到元和年间。
文宗开成至宣宗大中年间,唐诗又有个活 跃期。在这期间,李商隐、杜牧等人作为 是唐代文学的新生力量,产生了很强的吸 附力,给当时已显出衰象的诗坛带来了一 线生机。这个时期,一般文学史把它作为 晚唐的开始,郭预衡主编本《中国古代文 学史》则把它列入中唐后期。
宣宗以后,唐诗真正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
中晚唐诗歌
盛唐之后,唐诗并没有迅速跌入低谷,而是在经 历了大历短暂的低迷与调整后,又进入了它的第 二个繁荣期,这就是中唐的前中期,成就最高是 在元和时期。
它的特征是:在对盛唐典范的变革(史称“元和 诗变”)中,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多向度的演化, 政教化、世俗化、传奇化、心灵化是主要的几个 倾向。在这样一个多向度的发展演变中,最突出 的当推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和以元 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另外,游离于各 派之外的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也取得了瞩目 的成就。
这些就是白居易的创作讽谕诗的理论宣言,是政治家的文学理论, 对于提升文学的社会地位是有益的,但它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 狭隘性。
三、张王
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张籍、王建是中唐 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766?~830?),字文昌,苏州人。贞元十五年(799) 进士,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 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张籍性格近于白居易,平易 通脱。诗风“古淡”,乐府诗90首左右,在平易通俗的材 料和表达背后,作了很深的挖掘。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 最深刻的,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此外, 如《牧童词》《促促词》《节妇吟》等都有很深刻的社会 生活内容。
李绅发端首唱以“新题乐府”作诗20首,元和四 年,白居易和元稹等读这些诗后,加以唱和,元 稹择和12首,白居易则扩充为50首,于是新乐府 一时成为写作热点。“新乐府”之外,当时还有 《古题乐府》之目,张籍、元稹等各有所作,这 些诗已不再“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变而为或 “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 新词”,因此实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与 “新乐府”精神没有二致。另外,他们还有不少 独立篇题,虽无乐府之名,实与之同趣。这几类 诗,说到底都以反映时事、讽谕时政为目的,是 他们诗歌的基本组成。
另一方面,经济的凋敝,时局的动荡,也使诗人 们难以忘怀自我,完全融入自然山水之中,因此 在他们的山水描写中,自然的意趣往往表现得冷 清孤寂、甚至索寞幽怨。
元白诗派和新乐府
中唐时期,思想倾向上关注民生,审美意 趣上追求世俗化,这是元白诗派的特征。 这个诗派的核心是元稹和白居易,属于同 一趋向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更早的 元结、顾况可视为这个诗派的先驱。
“长庆体”近于“元和体”,苏仲翔先生认为:“实兼指 元白长篇叙事诗像《长恨歌》《连昌宫词》《琵琶行》等 别开生面的新格调而言。”
元、白尤其是白居易在中晚唐直至宋初,地位是相当高的。 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酉阳杂俎》卷八记:有人“自颈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 人称“白舍人行诗图”。又记:女子诵得《长恨歌》, “遂索值百万”(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有类似的记述)。
大历十才子与刘长卿
在杜甫去世后的一段时期,诗坛显得较为岑寂。诗史上出现了 “大历诗风”。
袁行霈主编本文学史具体阐述说:“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 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的大 多数,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 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的心理状态 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痛定思痛,蓦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衰老, 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 凡的自信和磅礴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 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馀韵,也写民生疾苦,但 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 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 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 遂露出中唐面目。”
源自文库
以白居易为例。他的讽谕诗代表性的是 《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杜 陵叟》《轻肥》社会批判的锋芒非常锐利。
缺点是:题旨挑得太明,即所谓“题无剩 义”。
二、白居易诗学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代表了元白诗派。主要观点集中在《与元九书》 《新乐府序》中。内容为:
重视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尤其是讽谕作用。“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 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 序》),这是创作宗旨。“补察时政,泄道人情”,这是诗歌的 社会功用(《寄唐生》:“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四、元白诗派 元稹(779-831)和白居易(772-846)都出 身贫寒,又都当过谏官,当时齐名,交谊 最深,文学唱和特多。二人有相近的文学 主张,在新乐府诗、长篇唱和诗的创作上, 声气相应,共同切磋,又与李绅、张籍、 王建等遥相呼应,形成很大的声势,对后 学产生示范作用,实际形成了元白诗派。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 济)人,故有柳河东之称。他聪敏颖悟,早年为 文“以词为工”,颇有“奇名”。贞元九年(793) 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 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永贞元年, 他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时仅半年即告失败。 是年十一月,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元和十年, 他奉召回京,不料不到一个月,再出为远州刺史, 再贬柳州,在元和十年至十四年的柳州任上,他 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植树造林,发展生产,颇 有政绩。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卒于柳州。当地 百姓在罗池为他立庙,世代祭祀。
王建(766?~?),字仲初,颍川(今河南 许昌市)人。诗风与张籍近似,所作古题 乐府约30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 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 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田家衣食无厚 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用质朴自然的诗
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
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 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观田家》、《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 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为其代表作 。
其他大历诗人更多偏爱描述性意象,也就是白描手法。如 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司空曙的“雨中黄 叶树,灯下白头人”等。
韦应物与柳宗元
中唐山水诗的代表是韦应物和柳宗元,他们与王维、孟浩 然合称“王孟韦柳”,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四位主要代表 。
韦应物(737—792?)长安人。天宝末,以三卫郎为玄宗 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生活放浪。安史乱中,流落 失节,折节读书。中唐以后,虽仍出仕,但较坎坷。
如刘长卿最喜欢吟咏秋风、夕阳:“山含秋色近,鸟度夕 阳迟”;“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帆带夕阳千里 没,天连秋水一人归”;“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 斜时”。秋风的冷色调与夕阳返照的黄昏构成了刘长卿诗 歌独特的底色,形成凄清、萧索的秋之色调。
钱起:“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 李嘉祐:“惆怅闲眠临极浦,夕阳秋草不胜情” 卢纶:“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柳宗元的诗歌
柳诗今存一百六十余首,在中唐诗坛上,不入流派而风 致独异。其诗大多写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内容多抒发 其个人离乡去国的悲愤抑郁,他将悲愤抑郁愤懑寄意于山 水,创造出峻洁、澄澈的境界。苏轼称其诗“温丽清深”、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发 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大历诗风的代表是“十才子”和刘长卿。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姚合所编《极玄集》, 名单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 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他们的生平 大都不详,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唱和而为知名。他 们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其中,钱起各体皆工, 可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
《江雪》 ‘绝’、‘灭’、‘孤’、‘独’、‘寒’, 正写出一寂寥、清冷、孤独之世界,但再加一‘雪’字, 纯洁,一尘不染。渔翁独钓寒江正见出诗人孤傲而清高的 个性。
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方面,山水自然意识渗入了日常生活,这时期 的诗人往往能在身边发现自然的意趣,山水描写 的泛化成为一个突出特点。
与元白诗派相关的还有几个名称,即“元和体”或“长庆 体”。李肇《国史补》有:“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 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称元和体。”白居易《重寄 微之》有“诗到元和体制新”之句,句下自注云:“众称 元白为千言律,或号元和格。”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唱,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 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体诗;而乐天《秦 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知者。”这些材料 显示,时人所称“元和体”,指的是驱遣文字、穷极声韵 的长篇排律,可能还包括杯酒光景间的小碎诗章。
2、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与词语选择密切相关的意象运 用,形成了两种意象类型:①象征性意象;②描述性意象。
刘长卿偏重于象征性意象的运用。而且用的最多的是青山, 如“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惆怅暮帆何处落,青 山无限水漫漫”。青山似乎成了诗人坎坷愁苦的人生之旅 的归宿地,一种内心向往宁静安逸的居所。还有具有隐逸、 高洁意蕴的“白云”意象,象征漂泊不定生活的“孤舟” 意象,隐喻衰败消沉的“夕阳”意象等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 ,天 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1、大历诗歌的词语色彩 由于大历诗人多生不逢时之感, 意气消沉,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的诗歌的词语选择, 往往带有凄清、寒冷、萧瑟、暗淡的色彩。类似秋风、落 叶、夕照、寒雁等冷淡色彩的词语,在大历诗人的作品中 俯拾皆是。
在此基础上,还明确指出了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 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 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 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 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 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 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 明人高棅指出:“大历以还,古声愈下。 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 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 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唐 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也说:“张、 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 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 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 卷二)
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 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 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刘长卿在安史乱前登进士第,生当乱世, 而又仕途蹭蹬,他的诗多显得黯淡和凄苦。 另外,他敏于感受,拙于叙述,长篇五古 往往头绪不清,而且十首以上即语意重复, 但他有些五言短章,省净而有意味,为后 人所称道。
一、新乐府与讽谕诗
汉以后,乐府诗成为文人诗的重要源头,唐代, 汉乐府的音乐早已失传,唐人借用乐府体写作, 表现的是诗人的主体的精神(如李白,深得乐府 艺术精髓,故作有大量乐府体诗,但他的乐府诗 浸润着他的主观精神,以他为代表的唐代乐府诗 属于乐府的变体);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 发”的创作精神却逐渐淡化了。到杜甫,才重新 回到了汉乐府的本源,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时事, 可算作是唐人新乐府。不过,通过唱和形式,使 这种“即事名篇”的唐人新乐府蔚然成风、发扬 光大,要到元和年间。
文宗开成至宣宗大中年间,唐诗又有个活 跃期。在这期间,李商隐、杜牧等人作为 是唐代文学的新生力量,产生了很强的吸 附力,给当时已显出衰象的诗坛带来了一 线生机。这个时期,一般文学史把它作为 晚唐的开始,郭预衡主编本《中国古代文 学史》则把它列入中唐后期。
宣宗以后,唐诗真正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
中晚唐诗歌
盛唐之后,唐诗并没有迅速跌入低谷,而是在经 历了大历短暂的低迷与调整后,又进入了它的第 二个繁荣期,这就是中唐的前中期,成就最高是 在元和时期。
它的特征是:在对盛唐典范的变革(史称“元和 诗变”)中,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多向度的演化, 政教化、世俗化、传奇化、心灵化是主要的几个 倾向。在这样一个多向度的发展演变中,最突出 的当推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和以元 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另外,游离于各 派之外的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也取得了瞩目 的成就。
这些就是白居易的创作讽谕诗的理论宣言,是政治家的文学理论, 对于提升文学的社会地位是有益的,但它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 狭隘性。
三、张王
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张籍、王建是中唐 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766?~830?),字文昌,苏州人。贞元十五年(799) 进士,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 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张籍性格近于白居易,平易 通脱。诗风“古淡”,乐府诗90首左右,在平易通俗的材 料和表达背后,作了很深的挖掘。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 最深刻的,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此外, 如《牧童词》《促促词》《节妇吟》等都有很深刻的社会 生活内容。
李绅发端首唱以“新题乐府”作诗20首,元和四 年,白居易和元稹等读这些诗后,加以唱和,元 稹择和12首,白居易则扩充为50首,于是新乐府 一时成为写作热点。“新乐府”之外,当时还有 《古题乐府》之目,张籍、元稹等各有所作,这 些诗已不再“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变而为或 “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 新词”,因此实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与 “新乐府”精神没有二致。另外,他们还有不少 独立篇题,虽无乐府之名,实与之同趣。这几类 诗,说到底都以反映时事、讽谕时政为目的,是 他们诗歌的基本组成。
另一方面,经济的凋敝,时局的动荡,也使诗人 们难以忘怀自我,完全融入自然山水之中,因此 在他们的山水描写中,自然的意趣往往表现得冷 清孤寂、甚至索寞幽怨。
元白诗派和新乐府
中唐时期,思想倾向上关注民生,审美意 趣上追求世俗化,这是元白诗派的特征。 这个诗派的核心是元稹和白居易,属于同 一趋向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更早的 元结、顾况可视为这个诗派的先驱。
“长庆体”近于“元和体”,苏仲翔先生认为:“实兼指 元白长篇叙事诗像《长恨歌》《连昌宫词》《琵琶行》等 别开生面的新格调而言。”
元、白尤其是白居易在中晚唐直至宋初,地位是相当高的。 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酉阳杂俎》卷八记:有人“自颈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 人称“白舍人行诗图”。又记:女子诵得《长恨歌》, “遂索值百万”(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有类似的记述)。
大历十才子与刘长卿
在杜甫去世后的一段时期,诗坛显得较为岑寂。诗史上出现了 “大历诗风”。
袁行霈主编本文学史具体阐述说:“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 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的大 多数,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 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的心理状态 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痛定思痛,蓦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衰老, 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 凡的自信和磅礴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 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馀韵,也写民生疾苦,但 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 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 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 遂露出中唐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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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居易为例。他的讽谕诗代表性的是 《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杜 陵叟》《轻肥》社会批判的锋芒非常锐利。
缺点是:题旨挑得太明,即所谓“题无剩 义”。
二、白居易诗学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代表了元白诗派。主要观点集中在《与元九书》 《新乐府序》中。内容为:
重视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尤其是讽谕作用。“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 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 序》),这是创作宗旨。“补察时政,泄道人情”,这是诗歌的 社会功用(《寄唐生》:“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四、元白诗派 元稹(779-831)和白居易(772-846)都出 身贫寒,又都当过谏官,当时齐名,交谊 最深,文学唱和特多。二人有相近的文学 主张,在新乐府诗、长篇唱和诗的创作上, 声气相应,共同切磋,又与李绅、张籍、 王建等遥相呼应,形成很大的声势,对后 学产生示范作用,实际形成了元白诗派。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 济)人,故有柳河东之称。他聪敏颖悟,早年为 文“以词为工”,颇有“奇名”。贞元九年(793) 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 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永贞元年, 他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时仅半年即告失败。 是年十一月,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元和十年, 他奉召回京,不料不到一个月,再出为远州刺史, 再贬柳州,在元和十年至十四年的柳州任上,他 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植树造林,发展生产,颇 有政绩。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卒于柳州。当地 百姓在罗池为他立庙,世代祭祀。
王建(766?~?),字仲初,颍川(今河南 许昌市)人。诗风与张籍近似,所作古题 乐府约30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 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 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田家衣食无厚 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用质朴自然的诗
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
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 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