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城务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其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1[1]的数量已经达到14533万人。

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我们也将其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2]”，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已经成为制定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迫切需求。

为了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1[3]的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1[4]，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

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具体情况如下：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和结构（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

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

从图1所示的人口金字塔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农村人口、农村从业劳动力和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的分布。

与农村从业劳动力相比，外出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更加年轻。

在农村从业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6.4%、19%、25.3%和29.3%；而在外出农民工中，16-29岁、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8.4%、23.8%、13.1%和4.7%。

也就是说，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图1：2009年农村从业劳动力和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主要是由于在进行就业选择时，较为年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从业的倾向明显更高。

图2示出了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选择1[5]，以20-29岁和40-4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为例进行对比，20-2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37.6%、13.2%和49.3%，而40-4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67.2%、21.1%和11.7%。

图2：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选择在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为46.8%；而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34.9%。

而且，女性的比例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高度相关。

分年龄段看，如图3所示，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女性的比例逐渐降低。

在较为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16-20岁之间的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基本上接近50%。

但是，当外出农民工的年龄超过40岁时，女性的比例已经降到约25%。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而上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26.9%。

图3：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随年龄变化的情况（五）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主要由于年龄的关系，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

具体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

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

（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从表2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从业劳动力的平均水平。

同时，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

特别是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达到9%和6.4%，而上一代农民工中相应的比例仅为2.1%和1.4%。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而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8年。

（二）已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将子女留在老家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

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

对于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一地务工，但是由于租不起房子，很多夫妇仍然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和工作地。

如表4所示，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提高到32.7%，但是仍然有超过40%的比例是居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有子女的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学龄前儿童，但是从现实和前瞻性的角度看，由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所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流入地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还需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龄前教育即幼儿园入园的问题。

（三）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

在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6.9%和52.1%。

网络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

另外，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充电，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读书看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5.5%和10.1%。

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合同签订率低、部分岗位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社会保障参保率低等权益保障的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4.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而在上一代农民工中，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61.6%。

在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中，有32%的岗位不需要安全防护措施。

但是，在需要防护措施的工作岗位上，防护措施较为齐全的仅占35%，有一些防护措施的占到53%，而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比例为12%。

如果遇到劳动纠纷，新生代农民工最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法律途径”和“政府”来解决问题。

最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来解决劳动纠纷的新生代农民工占39.9%，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和“政府”来解决劳动纠纷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25.1%和19.8%。

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依靠自己和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很低，与其他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情况没有显著差异。

从全国看，单位或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1.3%和3.3%。

也就是说，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的收入水平不满意。

实际上，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知识技能的现实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较高预期之间的矛盾。

调查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

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傍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

因此，政府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和收入问题。

（三）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1.6%；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和18.5%。

从城市融入的角度看，这显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

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23.4%、23.6%、6.8%、19.3%、6.7%、3.6%和16.7%。

可以看到，在选择生活的参照系时，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地更倾向于与城里人相比较。

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幸福感。

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2%和7.7%。

也就是说，存在11%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很不幸福或不太幸福，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四）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在未来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如表6所示，“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

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

从性别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

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成功创办自己的企业。

3、从制度上和规划上整体考虑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

城市政府要把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市住房保障目标责任，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整体考虑农民工住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