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文本之接受论文

浅论儿童文学文本之接受

摘要：文本接受，这是一个开放而又深深困扰作家、读者和评论家的问题，它涉及到文本的多层结构，更涉及到接受所应具备的多方背景。误读是可能更是必然的，文本与接受双方的“矛盾”（外在和内在的）构成了“误读”的必由之路。本文拟探讨误读的种种可能，以及误读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的意义。

关键词：误读文本接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我国古代文论早就得出的符合阅读、鉴赏规律的具有中国人机智的经验概括，下沉到具体的儿童文学文本接受中，我们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景象和特点。由此产生的对文学文本的“误会”的解读——我们称为误读，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个有益的视角。

在接受的层面上，只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接受才具备其应有的意义。也就是说，一方面，从作者和文本自身的角度去触及；一方面，又须由读者入手，结合多方因素，综合考察。以下试从两个“基本点”切入，一作探讨。

首先回到文本的本体中去。作家的所有才情才思都会深深浅浅地呈现在文本中，它所涉及的是一个不能用简单的直线型的判断所能涵盖的命题，其再现的姿态往往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正如不是所有的音乐都会有生动的回应，在文学的山阴道上，知音的相遇和音乐的际会如出一辙。在文学文本接受过程中，有许多近乎悖

论的种种命题让我们为之困惑，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为之自然的沉迷。来自文本自身的因素，它在某一阶段、某种历史条件下，可能会顺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但同样的，在某些时候，它又会“自然”的挑战着读者的接受程度，每每掀起阅读的“变异”状态。

文本毕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必须“由本到本”，进行沉潜式的探究。从这个意义而言，将儿童文学文本分为语音层、语义层（或谓表层意义和深层内蕴）是可取的，因而在这里就明显地发生了文学审美的多元化现象。这不仅是文学语言内在的歧义和多解，还涉及到创作主体内在意识和心理机制上的种种特点。所以我们才有理由说，文学文本是创作者内心情感、思想、才情的符号化表现，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本体而论，语言的表层即字面意义，仅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表层（我们谓之“能指”），而深层的意义（即“所指”）则隐藏不见。由这些众多符号构成的文本的表现又可能不是作者“完全”的心声，里面或许有他的“言不尽意”，也会有作者已经表达了而读者较难把握的“言外之意”。所以从作者无形的立体的思想、情感和才情转化到有形的平面的文字这一“传送”过程中，同样会有许多有效资源的流失（如灵感的逃逸、烦恼的顿生、旁加的干扰等阻碍思路的正常发生与发展），因此会形成文本参差不齐的多样呈现。而当它们形成“真正”的文本时，对于这些“流失”，读者却往往是不得而知的，依然会以既定的思维去解读与阐发，因此误解就会自然地产生。由此看来，创作、文本和接受三者构成了多方的矛盾，也因此造成了我们常常遭

遇的文学现象的摇曳多姿。当然，对于一般读者，在更多时候是感性地欣赏它们，而不是理性地把握它们。而认识它们之间的矛盾，至少可以让我们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减少某种偏执与拘泥。故清人谭献有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词堂录序》）

基于文本呈现的种种复杂现象，读者尤其是批评者考察其得失成败就应先端肃内心，沉潜到文本内部，回到“常识”的立场，灵活而辩证地作出解读。这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也只有这样才能较大程度地避免误读和误读产生的负面效应，同时正确对待误读带来的是是非非。“诗无达诂”是文学鉴赏的一条基本规律，读者也不必强作解人，去“刻意”追寻文本的意义与内涵，否则会陷于穿凿附会和偏向一隅的泥淖，这同样是不可取的。

文本一环包含着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和文学事实的复杂性，因而对它的辩证分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的开放性加上阅读者的时代和自身素质等等不同特质，其本身的文本内涵也在层层积淀、不断丰富着，接受者要充分认识到其意义丰富的动态过程。这是本文所要阐述之第一要义。

接下来，就是接受的事实了。文本一经产生（或言一旦脱离作家之手），它的命运就不随作家的掌握，而是听凭读者左右了。而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接受的需要。如果失去接受这一层面的参与和补充，再好的文本也就会黯然神伤，“自开自落自清高”的生存姿态毕竟不是文学的终极命运，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寂寞嫦

娥，而应该接受世俗的种种“挑战”。从形而上的角度考察，失去接受依赖的文本，最终会茫无出路，是承受不了其“生命之轻”的。

而当我们放心的把文本的终身托付于接受时，诘问几乎就在同时产生了——文本一定能够找到它终身相依的无怨无悔的皈依

吗？

文本自然会有幸福遭遇的可能。这种情形往往表现为：文本的制造者和接受的参与者，有着较为切近的学养、才情、阅历和志趣，所以他们的相遇是相投而和谐的，即文本有怎样的流露，接受便会春风化雨。其表现或为合情合理的阐释，或为顺着文本即定的大道再向前行走。总之，这样的碰撞是和谐的，他们合作的过程会是一曲赏心悦目的和弦。这就是文本遭遇的最好命运。

而事实上的情形是远为复杂得多。更多时候，文本是身不由己的，这就是说，文本自然的情形反而是被“误读”，它可能是接受善意的阐发（这当然包括不符合作者本意的种种现象），也可能是“恶意”的歧解，其间林林种种，情况实在太过复杂了。这些旁逸斜出的“节外生枝”，姿态是多种多样的。

误读是可能的，更是必然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没有哪一种表达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恰如其分的呼应。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活生生的文本阅读过程中，就会发现，误读几乎是触目即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在《皇帝的新装》里不仅看到了皇帝的鄙俗的屁股，更触摸了人性的弱点和丑陋；在《鲁滨逊飘流记》中也同样有参差不一的阅读获得；《男生贾里》也使不同身份的读者得到了

多重的启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文学创作到消费的整个过程是复杂的，除去一般的创作规律所负载的“正常现象”，其间充斥着许多难以预料的种种“格外”的情形，它们是那样偶然而又必然地牵引着审读的方向。在我看来，我们更应关注这种“偶然性”，尤其是当时势（包括各种社会变化、文学潮流、创作流派等）发生变化时，应该有一种与之遥相呼应的文学状态生成。

文本创造与接受既然是一对双向互动的关系，理解“误读”就应遵循这样的阐释规律：从文本的创作出发，考察其间的种种得失，最后回归辩证接受的坦途。但是，这中间又有一个习焉忽察的事实，即在研究两者关系的“一般”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接受同样直接反作用于创作一环，从而流于由此端到彼端的简单线性判断，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文学接受（包括文学批评）品格的某种丧失。事实上，创作和接受是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更多的是表现为我中有你中有我纠缠无尽的关联，就像一句流行歌曲所表达的那样——“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这是一对永远的欢喜冤家，两者交相辉映的联袂演绎，让读者欣赏到了林林种种的光怪陆离。

这里我们不妨先借用德国学者汉·罗·尧斯接受理论一作观照。接受理论的形成标志是1967年其发表的《作为向文学挑战的文学史》，他认为“读者决定一切”，也就是说，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心应当是以读者为中心，重视读者的能动创造作用，重视研究读者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