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许书明新作《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语文课程对儒家教育人文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评许书明新作《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侯舒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产生了相当发达的教育事业，与中国文化一道成长的语文教育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语文教育和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各学科融为一体，在向学生进行儒家政治观点、伦理教育的同时，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因此，传统语文教育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人文性特征，并对后世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的研读，我对中国古代语文的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从“历史分期、教育形态、教育本体、教育内容、教材使用、教育方法、教学论、名家教育思想、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十个角度，客观再现了古代语文教育的综合性和丰富性，厘清了古代语文教育中隐含的“课程与教学论”的知识体系，同时体现了母语教学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关系。传统语文教育本身蕴涵了丰富的人文性特征，并对后世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代语文课程教学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语文教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积累了相当丰富深厚的人文传统，语文课程标准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教育的人文性传统。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儒家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唯一代表。儒家思想源于春秋时期，却流传于历代。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孟子加以发扬光大，但此时儒家学说仍然是诸子百家学说中的一种。至汉代董仲舒，他为了实现思想的统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推行的这一政策使儒家学说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成为后世历代君主奉行的文教总方针。从汉代到唐代，儒学以经学的形态出现，西汉和东汉是经学的全盛时代。而经学就是对孔子整理过的儒家经典《易》、《书》、《诗》、《礼》、《春秋》等的诠释和发挥。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学派的专家，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唐代的韩愈以儒学的卫道者自居，极力维护儒家道统独尊的地位。他强调发扬儒学传统的重要性，并对儒家学说作了简要的归纳，使之条理化、通俗化。

到了宋代，儒家思想被发展为理学，重新登上历史的王位，它在思想上的统治，一直维持到清代。理学弘扬儒家学说，强调仁、义、礼、智是世界的逻辑根据，万事万物的本性。理学对儒学的进一步深化，使它的影响更为深远。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古代教育一直以儒家教育为主。而古代语文教育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融为一体的。因此，要谈古代语文教育就不能抛幵儒家思想教育。同时，儒家非常重视教

育，儒学在历代的代表人物，既是思想家，又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他们创造总结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实用价值。

儒家教育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把培养品德高尚的人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这在儒家教育的“基础教育”一一蒙学教育阶段就得到体现。蒙学是私学，它的办学方针并不存在统-的官方指令，但儒士们总是自觉地把培养“圣贤坯模”，进而改进社会风化视为其基本方针。《周易，蒙卦》就有“蒙以养正”之说，意为从儿童开始，就要致力于养成封建道德。朱熹曾对蒙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占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很明显，他认为在蒙学阶段要进行事君、事父等伦理道德教育，并把这种培养作为闩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王守仁从加强伦理道德教化、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也提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这与朱熹的主张是一致的。

为了达到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蒙学教材的编写就很注重思想性。《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一类蒙学课本，其主要作用是教儿童识字，但也承担着初步的道德行为教育的任务。如《三字经》中的“三纲”、“五常”、“十义”宣扬的就是合乎规范的封建伦理道德关系。宋代理学盛行，又出现了专门针对品德修养的蒙学课本，意在从童蒙时期开始就进行修身教育。吕本中编的《童蒙训》谈的多是学问之道与修己才能治人的道理。以历史上的名人、圣人、贤人的事例为依据，宣扬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朱熹撰写的《童蒙须知》就涉及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诸项，从日常行为学习习惯的培养入手，要求儿童的言行举止合乎儒家道德规范。从儿童时代幵始，古人就通过这些通俗化的蒙学教育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做人准则和价值观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教育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其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执著追求还表现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上。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应具备三种品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慧、仁德、勇敢为君子所必备。继孔子之后，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人格理想。其标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有高尚的气节，决不向权势低头，决不因自身的贫贱而改变志向，决不向强暴武力屈服。荀况评判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求，言行并重。所谓德，即既忠于君主，又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办事公正，是非清楚，不求物欲的满足。所谓才，则是指能自如地运用礼法，治国安民。孔孟荀对君子的界定虽有所不同，但都把它当作一种道德理想意义上的人格称谓。

作为君子，其最高道德原则是“忠恕”，就是要求人在社会交往中做到为人真诚，待人宽恕。尽己之心，谓忠，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谓恕，如“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还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甚至是不念旧恶，“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孟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当人的行动未得到对方相应的应答时，应反躬自问，从自身找原因，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儒家教育人为人真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它对培养学生善待他人，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生活都有积极意义。君子在义利观上，要重义轻利，一事当前君子能坚持道义标准，哪怕是极大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基本生活条件也在所不惜。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而发展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儒家一贯反对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可是孔子并不因义而排斥利，他曾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只有在人面临义与利的选择时，应“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因此，儒家要求把“义”与“利”统一起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儒家的“义利观”有其合理化成分，值得深入发掘和弘扬。只重义，义失去物质基础，就会流于虚妄；只重利，则会导致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在知识经济到来之际，我们理应义利并重，协调发展。

君子必须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君子讲求个人道德的完善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教人与从政的前提。孔子认为道德的真正完善在于教人同善，即做到修养自己，养成恭敬谦逊的态度，做到使别人安乐，还要以自身的言行影响他人。个人独善不是真善，如果不能使全社会都变得善，那么连你个人所有的那点善也会丧失殆尽。更进一步则是从政，治理天下百姓。“学而优则仕”，“君子之守，信其身而天下平”都表明君子修身是为了参与政治，治理天下百姓，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代社会任何个体的发展和自我实现都离不开群体和社会，只有融入社会、服务于社会，个体的发展才会获得更大的空间。拥有健全人格的人，必然不会“独善其身”，将以积极的态度影响他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儒家重视德育，而儒家的道德教育与语文教育融为一体，即道德的养成实际是语文的熏陶、学习和体悟的过程。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这就是把学习文献知识和道德修养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荀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过程。韩愈更进一步提出“文以载道”的思想，他认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先王之道载于六艺之文，欲学先王之道，当读六艺之文。既然文章是为载道的，自然语文教师的职责就是利用语言文字“传道、授业、解惑”。把文学看作认识的工具，看作载道之器的观点，在语文教育中的影响极为久远，而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人认为：要把思想教育放在语文教学的首位，字词句篇的知识能力培养要为思想教育服务。反对意见则重申语文本身的工具性质：学生通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