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思想史——5.专制主义和中世纪的管理思想

5．第二节专制主义和中世纪的管理思想郭咸纲公元五世纪末，古罗马帝国在奴隶、隶民和各族被压迫人民的不断起义，以及日尔曼“蛮族”入侵的联合打击下灭亡了。

欧洲的社会发展从此进入了封建主义的新时代。

它延续了约1000年，在历史上通常称为中世纪。

由于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相比，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停止的，这段时期生产力还是有了一些发展，生产工具也有一些改进，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受到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但对自然的观察却越来越精确。

所以，这个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也绝不是“历史真空”。

诚然，中世纪在管理思想史长河中，没有多少书面材料可以借鉴，然而，从管理思想的继承性来看，它既有自己在这一时期对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又有自己丰富的管理实践。

下面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给予阐述。

一、社会实践所体现出的管理思想（一）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封建社会内部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

封建社会中，维系其统治关系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封建社会最大的封建主——国王把一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较小的封建主，较小的封建主又把一小部分土地分封给下面的封建主。

国王和封建主又各自分封一批骑士，作为自己的战斗队伍，骑士是最低的封建主。

这样层层受封，依次为公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

边区的封爵称为边地侯或侯爵。

等级越低，人数越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别领有大小不同的封地，拥有数量不等的庄园、农奴和武装，他们组成一座以国王为首的“金字塔”。

封主和封臣关系的建立，必须经过受封仪式，称为誓忠礼。

受封者跪在领主之前，双手放在领主的掌间，宣誓效忠。

领主则授以树枝或泥土，作为封主的象征，并承认受封者为其附庸。

如受封者为教会主教或寺院僧侣，则另授指环或权杖。

领主和附庸的关系是领主要负责保护附庸，附庸要向领主效忠。

早在1847年，秃头查理的麦尔森赦令规定：自由人必须以国王或国王的任一臣属为主人；附庸必须服从封主，不得背离，战时有随同出征的义务。

在封建社会，每个领主只能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对其附庸的臣属行使直接的管辖权。

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调整内部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

在长期的混乱之中，保证了他们对农奴阶级的统治。

但就整个封建社会来讲，每一个封建主相当于一个小国君，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并时常为扩大自己的领地与其它封建主甚至领主发生战争，混乱不堪，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封建社会早期的黑暗时代。

正如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牛津大学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所说：“如果官僚制度的确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那么需要严加防范，经验似已证明必要的防范方法有三个：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任用一些官员来监视或检查另一些官员。

最早的任意的检查只是暗中侦查，但它能逐渐制度化，因此能（在后一阶段）发展成为像现代官僚政治中的审计制度那种东西。

……第二个条件是建立一种跃升的制度——或仅仅在各处调来调去的升迁制度——使某些人不致于长期担任统治职务而滋长独立性；第三个条件是建立一种吸收新人的制度，官僚制靠它不断补充新手，精心遴选合适人才，从而使自身不致沦为依靠继承特权的阶级。

”[15]（二）城市的兴起和贸易的发展对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城市：生产力的发展使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成为必然。

“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的确有赖于需要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办法之一。

”[16] 这样在交通要道、关隘、渡口及城堡或教堂附近，逐渐兴起集市。

许多行商成为坐商，手工业商也聚居其地，因此，便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日趋活跃的城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城市）在那些中世纪时代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17]城市的发展，客观地要求其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

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取得自治的市议会，选举产生了城市管理者，市民权利受到城市自治机构的保护。

城市居民的自由身份，吸引了大批的农奴和庄园的手工业者，他们纷纷奔向城市谋生，致使城市人口迅速的增加，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带动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

行会：中古城市手工业者按照各行业结成的联盟。

行会最早于10 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以后在10世纪至12世纪期间相继出现于法国、英国和德国。

关于行会的起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地指出：“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逃亡农奴的竞争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

”[18]行会是城市手工业者保障自身利益的行业内部组织，它具有现代管理的某些雏形：首先，行会规定了一套等级制度，并与此相适应地产生了一套人事等级，即“行东——帮工——学徒”。

学徒从师期满，在行东的作坊中做一段时间的帮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和经验后，就有可能升到行东，这一做法可以称之为现代技术等级制度的源头。

其次，行会对产品质量做了具体的规定，如严格禁止偷换原料，伪造产品等，这同样可被认为是质量管理的最早尝试。

第三，行会也同样可以看成是最早的行业垄断组织，它限制了外来手工业者的竞争，最大限度地利用本行会所在城市的市场。

商业：“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

”[19]商业的复兴对欧洲发展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商人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根据日常商业活动的需要，购进原料，然后承包给手工业者或家庭去加工，然后再由商人将产品收回，并支付给手工业者或家庭一定的报酬（加工费或工资）。

但由于贸易的发展，日常需求的扩大，家庭的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于是商人将几个家庭生产单位集合起来，集中资本、集中生产、集中销售，这样就导致了工厂制度的产生。

商业繁荣的影响远不只此，它还进一步导致了较为复杂的商业组织的建立、银行的产生与核算技术的发展。

在定期的集市上，广泛使用各种货币。

商人进行交易之前必须辨认货币，鉴定货币的成色，于是就出现了以识别和兑换货币为业的钱商。

钱商收到商人的一笔钱后，就委托其在某地的代理人凭字据（期票）付款给商人，这就是最早的信用。

早期的银行业产生于西欧。

1346年热诺阿成立了欧洲的第一个银行。

“银行”一词也取自于意大利文Banca,原意是“板凳”，即钱商在大街常坐的地方。

银行的出现，使13 世纪香槟集市上已经广泛采取的划拨结账方式，进一步演变为运用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来记账。

一般认为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现代簿记学的发源地。

第一次用文字说明这种方式的，据说是卢卡·帕乔利，他在1494年发表的《论算术、几何、比例和对称》一书中对此做出了说明。

薄记的产生使会计核算方法更加科学，也使经营效果的衡量更加明晰、更具说服力，从而大大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这样就有可能使经营决策建立在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

（三）威尼斯造船厂的管理实践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是地中海沿岸从事商业活动极早的城市，到10世纪末，已成为一个富庶的商业共和国。

为了保护资本的利益，威尼斯在公元14世纪开设了一家造船厂，由政府即国家议会直接管理，该厂占地约60英亩，工人达2000人左右，政府对工厂的管理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当时高超的管理水平。

1、政府与工厂的关系是控制与授权经营的关系。

工厂设有厂长，在厂长与议会之间由政府选派联络员、督察员和巡视员以便加强对工厂的监督和控制。

2、政府给工厂下达明确的生产任务：制造、装配、修理兵船、军舰、武器和装备。

到15世纪末，威尼斯拥有商船3000艘和数以千计的战舰，在舰队中服役的人员达3万人。

3、工厂内部的管理已具有相当的水平：仓库管理井井有条，存货控制随时可测，装配线已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

在管理上出现了标准化的概念，专门成立了人事管理制度，对人事、工资、考勤等均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试行了会计控制，要求严格进行资金、材料和人力消耗的核算，每隔一定时期议会派员对厂长进行审计，厂长也对会计随时进行查帐。

威尼斯兵工厂也是最早实行成本控制，建立早期成本会计制度的典范。

二、中世纪思想家的管理思想在西欧中世纪思想家中，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和莫尔等人的思想对管理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阿奎那的管理思想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6～1274），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出生于意大利的贵族家庭。

阿奎那的著述甚多，其中以《神学大全》最为著名，被誉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百科全书。

阿奎那被中世纪奉为“神学之父”。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总结阿奎那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线索：1、阿奎那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即从非生物体开始，逐渐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

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

整个体系又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整个系统的最终目的，整个系统按上帝的旨意运转。

2、在阿奎那的理论中，自然的观点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自然法的观点出发，他得出进一步的推论：第一，“每一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然有关的东西，胜过于对所有的人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系”。

第二，“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失误就会处理得更有条理” ；第三，“如果各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话，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平的境地”，相反地，“在那些联合地和共同地占有某种东西的人们中间，往往最容易发生纠纷。

”[20]3、阿奎那对一系列经济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消费的适可原则，生产上的二因素论——劳动和徒弟，经济活动的干预主义，公平价格论，货币论，利息论，商业论等，都显示出其宗教伦理思想。

这种宗教伦理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管理思想中的某些关于社会和人的地位的基本理解，并构成了后来管理思想中，关于人性的某些基本假设中的伦理学基础。

（二）马基雅维利的管理思想尼克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马基雅维利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担任过14年佛罗伦萨共和国10人议会的秘书。

面对当时封建割据状态和处于文明困难境地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抱着爱国主义的热诚积极参与政治，后因政治迫害而进行文艺政治理论研究工作，他著有《君主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很多地方闪烁着管理思想的光辉。

1、马基雅维利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权力欲望”和“财富欲望”看作是人性的基础。

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论是“人性本恶论”。

他认为人“是反复无常的、忘恩负义的，是怯儒、虚假、伪善、嫉妒、对人满怀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