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及意义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及意义

王艺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公共管理学院171122班学号: 20121000230）

摘要:亲亲相隐自汉代而生，经各朝不断沿袭改良流传至今。在封建社会中它以

维护统治者利益，稳定王朝，巩固封建社会为目的，而且它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今天，这一政策仍以其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理念赢得了我们的青睐，不废反存，

取精去糟，亲亲相隐对于现今的法律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应当沿用并不断完善。

关键字：亲亲相隐、演变、历史作用、当代影响

引言：如何实现情与法的兼容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不断探索话题，公正严明一丝不

苟的按照法律行事就势必会损害人情，难免造成不近人情和过于死板的尴尬，但若使

人情大于法律也会导致司法不公乃至法律名存实亡。亲亲相隐制度就陷入这样一个境地。经过研究亲亲相隐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结合它蕴藏的儒家情怀及人道主义，我

认为该制度在当代仍有存在的价值。

一．亲亲相隐的演变历史

(一)“亲亲”的含义

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

孝、兄友、弟恭。即在亲族范围内人人都应该亲爱自己的亲属，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其核心是孝，它的原则所维护的是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这两条维持是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1]

（二）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倡“亲亲”原则，以亲亲

为人之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2]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作证是正直的表现，而孔子却认为父亲犯罪儿子包庇，是体现孝道的。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

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孟子亦有同样的主张，《孟子·尽心上》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3]孟子以孝为最高价值，在守法与尽孝的两难之时国人的最终选择的当是尽孝，而不是守法。但孔孟所倡导的礼法思想并未在当时取得统一的地位。战国法家曾批判和反对亲亲相隐的原则。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但随着秦王朝的瓦解，法家重刑思想也随之湮没。

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成为主流，董仲舒倡导“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它指的是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的行为，而且减免刑罚。[4]宣帝本始四年时专门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匆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并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死刑的可通过上请程序减免其刑事责任。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

在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5]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藉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

《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

此律。”[6]

《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然亦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7]事实上，历朝历代法律规定强迫血亲相证犯罪也是犯罪。以《大清律例》为例,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

此后历代法典均因循此制并有所发展，到了近代法制变革仍然保留了容隐制度，如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7 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的人免除其刑或减轻其刑1935年民国刑法典第351 条规定为亲属匿脏销脏的人免刑。以及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均有规定。上述有关规定，至今大多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沿用。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76 条规定，配偶或五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而犯藏匿，湮灭证据的，免除其刑。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强调法的阶级性，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绝对化，才将二千多年的这一法律制度随着“六法”彻底废除而作为沉渣、流毒被抛弃。从而主导中国二千多年的人们为亲属利益而知犯不举、掩盖犯罪、通风报信、资助逃跑、藏匿窝赃、毁灭罪证可以不受刑法处刑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二．亲亲相隐的历史影响

（一）消极影响

父亲告儿子，丈夫告妻子都不受刑罚，但是子告父，妻告夫则要受到严惩，乃法律所不能容忍。可以看成出“亲亲相隐”思想的重点在于卑对尊的容隐,它无形中助长了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维护了儒家思想中消极的等级观念，使男尊女卑和封建等级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并且在“亲亲相隐”价值取向的影响下,罪犯容易逃脱法律的惩罚,使法律正义遭到破坏，不利于法律的公正严明，不利于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亲亲相隐”也容易造成官官相护、吏治腐败、外戚专权等政治恶果，使人治大于法治，人情高于法律。

（二）积极作用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亲亲相隐制度一直是儒法辩争的焦点之一。但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