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书法归属“南北书派”原委辨析-精选资料

褚遂良书法归属“南北书派”原委辨析

历代以来，对于褚遂良评价甚高，他是晋法最好继承者，也是唐法的真正开拓者，一派南派气象。降至清季，阮元发表了对于碑学具有开拓意义的《南北书派论》，在其中，褚遂良的身份问题发生了具有争议的变化。

一、南北书派之划分与遂良南北身份问题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云：“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 阮元撰文之主旨，在于理清书法之源流，便于学书者“溯其源”“返于古”，并认识碑与帖的形式和功用的不同，其真正目的在于把北派书法推到和南派书法相提并论的位置。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渐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上?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辩原南北，其论至详……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北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

强分南北也。” 康有为认为书法可以分派，而不能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换句话说，康有为承认碑帖两大流派，而不承认地域书风的存在。但在康有为笔下，碑学成为成为了一个足以和帖学相抗衡的体系。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褚书碑石,

杂以隶笔,今有存者,可复按也。褚临《兰亭》,改动王法,不可强同。” 在阮元看来，唐以前北派书法占主导地位，褚遂良的主要作品基本是碑刻，阮元为了划分碑帖的区别，按照褚遂良早期的取法和风格，将其划分为北派，这一点值得商榷。刘咸?在《弄翰余沈》中说：“南北经学，至隋唐而混同，书法亦然……褚虽尝受学于虞，而不拘守虞法，若《伊阙佛龛》《孟法师》，截取铺?宕，得魏人之神，与虞、欧迥殊。此观其迹而可知，不需乎考证也。故以虞欧与褚对立，一为旧派，一为混变之派。” 对于褚遂良书法究竟归属南派或者北派，不妨从他的师承渊源和书风变化上作一番探讨。

二、褚遂良的学术之源及书风之变

对于遂良的师法,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曾记载褚遂良与唐太宗、汉王李元昌“皆受之于史陵”。史陵之书,虽无可见,然以唐、宋之人所评,当类似于欧、虞隋日之风格。褚遂良书法疏瘦劲练处,或即出自史氏。李嗣真所记褚遂良先师虞监,后学史陵,因为与唐太宗同学之,并嘱咐史氏“此法更不可教人”云,意以

为盖有所本,然其先后之说,或乃李氏囿于声明地位而有所倒置。《书断》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 隋时虞世南与褚亮并官东宫学士,此时褚遂良正值年幼,其书得益于虞世南,所谓的“服膺虞监”始于贞观初年进入弘文馆学习书法之时。褚亮于大业七年任太常卿,当时褚遂良十六岁,正值志学之年。当时的铭石之书,多袭齐、周遗绪,尤其是楷书,几乎全从北朝而出;而稿行之体,又意在轻捷,南朝士人无不善加保守,大业年间已趋于平和,敛入规矩,融入杨隋之品,其间尤以欧阳询最具代表性,褚遂

良早期的楷书多具隶笔,与欧阳询同调,并出自其章法,或当受欧阳询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褚遂良先学习史陵,其后深受欧阳询的影响,

到了三十多岁时才服膺虞监。而其“祖述右军”，则在贞观十三年以起居郎“监掌装背”即负责四库经籍装祯审查之后。

1.早期《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的书风。《伊阙佛龛碑》，是现存褚遂良的最早的书法作品。虽名为碑，实为摩崖刻作碑状。此碑端整敬穆，清虚高洁，横平竖直，刚严实在，朴质宽博。笔势往来，时而显露出隶书所特有的波磔之笔。从技法和书风看，褚遂良充分吸取了汉、隋诸碑和欧阳询“铭石之书”的特点，内疏外密，字体稍扁，横向取势，重心较低；方刚挺劲，纵横质实，有近于欧体；同时又融入了自己从容浑朴的个性和刚严的气度，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采。

《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刻。仅次于《伊阙佛龛碑》一年，

而气息境界大有不同，不仅深受欧、虞的影响，更具有六朝人的气息。从技法和风格上看，此碑几乎将前碑中板滞之弊一洗而尽。在书势上，虽仍与前碑颇为相近，但更为圆熟，不再重心偏低。在用笔上，隶书的遗意更浓，又参以虞世南圆润虚和的风韵，在平和中似有一种翩跹之势，方圆出入，尽得自然。此碑可谓集陈、隋碑志和欧、虞之大成。褚遂良将欧的刚严、虞的圆润融于其中，并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理想，真正拉开了唐代书法的先河。

我们从《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的笔法特征不难看出，或奇伟，或古质，颇具隶意，其似出欧阳询而加北齐结法者可证。此时的褚书，从风格上来说，应当是属于北派的。

2.褚遂良进入内廷效法二王到《雁塔圣教序》的书风。褚遂良进入内廷以后，获观大量二王书迹，对自己的书风有较大的修正，真正开始了“祖述右军”。在这一时期见到的书迹大多属于南派的书简之作，与他前期的“铭石之书”属于不同的书风和书写形式。前者强调的是笔墨情趣和韵律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后者注重于充实端严和便于深刻，具有严肃的主题；其功用的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作风也就自然各异。加上史陵的“疏瘦”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极力推崇，这对褚遂良晚年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褚遂良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当属《雁塔圣教序》。宋人董?《广川书跋》中指出：“……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

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其用笔正是摒除了一切冗繁，而留下精华，在细劲中体现凛凛的风骨。此碑妍媚超逸，甚得历代论书家所推重，王虚舟说此碑“笔力瘦劲，如百岁枯藤，空明飞动……如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又说：“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挫，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尖之意，不可穷其端倪。”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我们从褚遂良晚年的作品可以体会到：第一，将书简之作的作风融入“铭石之书”中，开辟了行法楷书的新天地。第二，在创作上褚遂良采取以势生势，以势生法，以势立形，增强了点画之间的贯穿和联系并突出了点画之间的流动感和韵律感，强调笔笔能达其意而运之，贵能其中有物，其中有韵，达意生变，迹存其情。第三，疏瘦，但疏的朗洁，瘦而不薄。第四，用笔在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的基础上加以精细，形成了宽绰疏逸、丰润劲练的格局。

三、褚遂良书风的深远影响及书风定位

褚遂良宽绰疏逸、丰润劲练的书风格局，正是初唐书势开始脱离隋代书品影响而启立门户的代表，也是唐楷书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