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性格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性格中的体现

1008090080 叶挺敏

摘要：文化是传承的，中国现代的民族性格也是由中国人的祖先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要改变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先发掘其性格特点。

文化心理、文化行为知识文化教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的。虽然人的心理和行为可以反映一定的文化特征，然而人的生物性心理、行为自身还不是文化现象，而是一种生物有机体的表现方式。只有当个体心里、行为成为文化载体时，或者说成为一定社会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已是和共同规范时，它才能在社会互动中构成文化现象。

我们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就要落实到人的社会化上。人们对社会现代化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教养有关。即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文化上也仍然会有文明扫地、野蛮复归的危险。

我们中国人常常对外炫耀说，我们国家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光辉文明。但现在反思一下，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是否被我们继承？那优秀的文化沉淀在咱身上究竟有多少呢？想让咱们民族复兴起来，想让中华民族把华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为之崇拜，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优异成绩，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必先了解自己的性格，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国人性格中的体现，并加以提倡，这样能让我们的思想真正强大起来，精神强大的民族能不让人感到畏惧吗？

那我们该怎么研究我们的民族性格呢？

一个民族长期在某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会养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在古代中国，我们的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然后，儒家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此一来，经过几代人的学习升华，经过社会的文化熏陶，我们的祖先就成了学富五车、气质不凡、忠义礼廉的谦谦君子。

鲁迅先生说：“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这种概括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它却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长期共享一种文化，

接受它的教化和训练，总是会养成一种基本的文化性格的。

因为我们要研究人的社会化，要研究各种各样的人格，就应该深入到他们所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解剖、分析它的精神主旨，然后才能触摸到人性或人格的真谛。又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个性，赋予国民一种文化性格，也才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特色。

所以，文化精神及其历史个性乃是国民延续的生命“基因”。我们研究中国国民的性格发展，也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历史个性中去寻求。

在这，我先声明，我不是全抄《文化社会学》上的内容观点，我只是以客观的理解与书本观点的交集为辅，以文化社会学中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为主体。

现在，我们应先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产生。

华夏民族自周代以来，分封宗法制影响至今，在现代社会即表现为家族、家长制、财产继承，在中国，家长制影响久远，甚至关系到家庭成员的配偶选择和儿女的成长。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国人以家族为核心的祖宗崇拜，和孝悌之道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无信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是有强烈宗法观念的，我们尊祖宗，外国人去教堂做礼拜，我们会在清明重阳的时候去祭奠先人，无论形式和虔诚度，都不输给基督徒，同时，受传统家长制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在社会上虽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比较多，但同样的是，对待家族成员时，我们是尽自己一臂之力，赴汤蹈火。这种文化心理和性格自然是以血亲为基础的，也是私有制个体农业经济的产物。

再看，自汉朝以来，儒家思想一直统治华夏民族的思想，让华夏民族养成了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民族性格。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母之恩至高至大，如水之源、木之本，是不可不报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从报父母之恩推及报君王、国家之恩，所以报恩思想是中国人的普遍社会心理之一。中国人有恩必报，这是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未变的优秀道德品质。中国人自古一来，非常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发展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文化精神一方面培养了中国人尊尊、亲亲、毕恭毕敬的性格，如此一来，孝行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主要品德和人格之一，孝的道德规范在传统社会不仅维护了家庭关系，也维护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抑制了中国人“天性”的发展，甚至发展到“愚忠”、“愚孝”的地步。有何证据？古往今来，这种事例多不胜数，古有岳飞愚忠致死，

今有李泽楷愚孝致婚姻破败。

不过，儒家文化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非常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发展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中国人重视道德，有时甚于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文化所赋予的品格。

忠是孝的一直，信与义是忠与孝的扩大，孔子倡导“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忠义、仁义、信义可以说是一种爱人的正义感情。这些道德观念曾经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社会生活行为，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忠、孝、信、义之士。不忠、不孝、无信、无义之人在中国是谁也不敢当的。这就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文化品格。

任何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发展起来的，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层面，因此，文化社会学应该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系统地研究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在三千多年封建时期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积淀，后势勃发，在清末民初时吸收外来文化，在现代与世界进行交流碰撞，相互交融。

同时，任何文化都是社会的文化，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文化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系统研究它的民族性及其他群体属性。现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告别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人也在新中国中形成了属于新社会的民族性格。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学术思想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当时中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带着奴性和反抗性，这个很矛盾，不过现在想想，其实很正常，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每每更迭，此消彼长，人民已经司空见惯了，人民的性格中暴露出一种麻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想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救国，想改良政治，想把“民主”“科学”思想传播，后来中国人内在的毛病被鲁迅先生披露无遗。鲁迅先生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