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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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文艺工作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建构具有持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已经为我们几十年来的实践所证实。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文艺现状，更使我们所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文艺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并没有过时，而且日益显示出伟大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阐明的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今天，正是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需要我们联系实际，加以思考。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文艺创作队伍中也曾一度出现了一些混乱。譬如，文学圈中不断在呼唤“轰动效应”甚至慨叹“轰动效应”失去的不可复归。其实，轰动效应的产生，正是因为作品适应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渴求，反映和再现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轰动效应的失却归咎于视听艺术抢占了阵地，更不能责备群众欣赏素质的“低下”。作家的误区在于：一味追寻被放逐的自我，而把火热的社会生活，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把新时代的新人搁置一边，自己造就了与创作源泉的距离和隔阂。还有人以“曲高和寡”来做辩

词，这种自觉不自觉地对群众的拒绝心理是在根本上忘记了背离了“为群众服务”这一根本的首要的问题。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正在和继续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施展才能提供着广阔的天地，也为作家描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可能性。有些文艺家却无视这一点，一味地眼睛“向外看”，致使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思潮在中国文坛上走俏，一些人从借鉴手法、搬用技巧到企图把它们拿来，用以否定、替代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学。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曾经出现过《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工农及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讴歌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些都产生了无可置疑的轰动效应。它们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无不表明：只有紧紧按住社会生活的脉搏，适合人民群众思想、情绪、欣赏的需要，作品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反现1985年以来渐渐在文坛上占有位置的西方现代派思潮，尽管创作方法及表现形式令人眼花缭乱，却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拉越远了。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一起是文学的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内心世界”的表现作为一种现实，在文学中也已占有了相当的位置。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内心世界”亦即作家的自我，从内容到形式正在无限膨胀，从一般技法到作为创作方法的提出，直到题材的选择，西方现代主义在客观上主观上有淹没和替代现实主义关于社会生活表现的趋势。这样，题材的选择就不只是一个创作方法

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外部现实世界和有没有一个服务对象的问题了。有关题材的另一个问题，是表现何种人性美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理论上不限制作品题材，在实践上一段时间内又面临着对“左”和“高大全”的反拨，于是就有人逐渐淡忘了首先应该写工农群众的问题。工农群众及其知识分子是我们事业的主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已经和正在做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同时表现了极可贵的美德。我们的文学难道可以忘记他们吗？有一个时期，专写坏人的“人性发现”和写好人的“污浊”一面。几乎成了定势，成了规则。有的“作家”不去挖掘存在于人民当中的美好的东西，相反却专门追求人民当中落后的东西。这就导致了社会基本生活线条的模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可见，题材的选择也应该在“为什么人服务”的原则指导下进行。重读《讲话》，联系当前文坛的实际，我们感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一部分人当中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的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实践上体现了“百花齐放”，在艺术理论上显现了“百家争鸣”，向读者呈献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早几年出现的“第三代”诗作，其缺陷也正在未能适应群众需要这方面。作为对朦胧、怪诞的反拨，对诗歌贵族化倾向的反叛，“第三代”诗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