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太阳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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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进:《朱元璋》让我“恨爱两难”

了解越深,内心抵触越大

时隔四年,回想起《朱元璋》的写作过程,朱苏进依然有些感慨。《朱元璋》是他从头开始创造的产物,相比之前有二月河原著做底本的《康熙王朝》,任务更加吃重。最矛盾的是,随着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了解越深,他内心的抵触就越大。“我并不喜欢朱元璋这个人,虽然说作为一个布衣天子,他非常不容易,15年打下天下,29年治理国家,但一样也有深刻的缺陷和毛病。打天下,他靠的是一个‘义’字,可治理天下时他竟向这些‘功臣’展开了无情的杀戮。他的性情如此凶悍,手段如此残忍,刑法极其严酷,光死法就多达20多种。创作越深入,对这个人物越是恨爱两难。”

朱苏进用“精神自虐”来形容自己这种艰难的创作状态。他说:既然已经接受了老上司给我的这个无法拒绝的差使,就得硬着头皮写下去。“于是我努力说服自己:一个建立伟大王朝的开国君王,他身上肯定有着很多卓绝的品质,肯定有他可爱的一面,否则他不可能建立一个长达近三百年的王朝。如果我找不到可敬可爱之处,不是那帝王太丑陋,而是我太无能!就这么着,总算让自己的心灵慢慢进入他的命运,慢慢嗅出我所熟悉的人性气息。”

在创作过程中,朱苏进感觉最难的是如何传神描绘出朱元璋的个性。“拘泥于史料,可能会写出让历史学家满意的电视剧,但不会好看。”“我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帝王戏要好看,就一定要为精明强干的圣君‘生造’一些瑕疵,但又不能走得太过了,不然那些严酷的东西会伤害收视率。所以我保留了朱元璋言谈举止的农家本色,他是从底层来的,他称自己为‘咱’,你很难蒙蔽他,一亩地产多少粮他是一清二楚的。到了晚年,朱元璋失明了,但我觉得他眼睛看不见,心里仿佛更明亮了。奏折放在哪个抽屉,太监走路的细碎的步子都瞒不过他。最后一场戏,我写的是朱元璋在晒太阳,一直晒到日头西斜,他觉得有点冷,他把一个太监叫过来,太监轻声地说:皇上,太阳下山了。朱元璋却说:叫太阳站着。太监不敢违抗,于是你就听到一声传一声、在空气中缭绕的‘叫太阳站着!’这是虚构的,但我觉得符合朱元璋的个性。”

而今,创作时的纠结成为远去的记忆,回头审视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朱苏进对他多了一份“好感”。“我笔下的朱元璋,王者的威严和华丽是主要的,我希望这个带有朱氏风采的朱元璋,能够丰富当下影视作品的帝王形象和帝王人性。”“有些人会指责我有‘美化’朱元璋之嫌,在书中我也确实没有对朱元璋的残暴做渲染,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剧不适宜表现血腥的场景,另一方面在我看来,真正恐怖的不是杀人的场景而是杀人的意境,他已经到了用眼光杀人的地步,在剧中我重点了展现他的这一特质。”

历史剧不等同于历史

自小说创作转入编剧以来,围绕朱苏进创作的《康熙王朝》、《江山风雨情》等作品,争议不断。此次的《朱元璋》也不例外。不同于明史专家吴晗站在纯粹的学术立场上对这个农民皇帝功过是非的评述,也有别于近年以朱元璋为主角的历

史小说,对其残杀建国功臣背后险恶用心的着力刻画。朱苏进这部名为“正史”的《朱元璋》,在坚持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大量引入民间的野史戏说,在他笔下,朱元璋固然有凶狠残忍的一面,也不乏可爱之处。譬如身为大明堂堂开国皇帝,他竟会缠着点心师傅讨烧饼吃,极尽死皮赖脸之能事……对类似剧情,不少观众看后表示充其量只是戏说,并不真实。

对观众的反应,朱苏进并不感到意外。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源于他们习惯性地把历史剧等同于历史。然而,历史剧和历史根本不是一码事。历史剧首先是戏剧——取材于历史的戏剧而不是历史。历史遵循客观规律,展示真实发生过的事。历史剧遵循心灵规律,展示可能发生的事。它和其他历史题材的艺术样式一样,与历史本身都有着巨大的区别。

历史正剧迅速地在人群中普及了历史常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其是否混淆真实历史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相比戏说,所谓“正剧”更可怕。声明“纯属虚构”的戏说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编的;而自诩“历史正剧”反而更容易迷惑观众,让他们误以为“历史正剧”就是历史。对这个问题,朱苏进的回答兼具理性与文气:“专家一直在质疑,观众也一直在质疑。我个人认为,历史研究关乎理性科学,影视编剧关乎感性审美。但是把历史认识比做一个心脏的话,历史研究好比是静脉,影视审美好比是动脉,它们共同有机完成对历史的认识,它们不会相互干扰,而是各司其职。影视毕竟是影视。”

跟风不是一个文化人的态度

上世纪80年代,朱苏进以《射天狼》、《绝望中诞生》等军旅题材小说立足文坛。之后,转向编剧。很多人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朱苏进说,与影视结缘,出自他人生中的一次偶然。“1996年,我因私事到上海,被朋友邀去参加谢晋筹拍《鸦片战争》的研讨会。当时觉得,谢导的举动有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轮到我发言,我就把这样的感觉说了。没想到会议一结束,谢导就找到我,要我写这个剧本。”从《鸦片战争》开始,他走向职业编剧之路。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对他的转行动机表示不理解的,还大有人在。有人说:朱苏进转行当编剧是因为“拿稿费时的感觉特别好”,也有人痛心疾首地说“朱苏进这么个有才能的作家,却要去改写二月河那种满脑子为帝皇‘翻案’、‘正名’的作家的帝王戏,很可悲”。对此,他表示无奈。“这样的理解太过狭隘了。事实上,我改行当编剧也有其必然。我从小在军队中长大,对于现当代的生活远不如地方作家熟悉。其次,现当代题材尤其是重大题材难度大,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限制。而中国的历史蕴藏太丰富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许多甚至处于悬疑状态更令人万千悬想!而且,史书所载的大部分是王朝史,很少有个人史、心灵史。”

事实上,近两年荧屏劲吹军旅风,对历史剧的热衷还没有完全恢复。作为一个影视编剧,朱苏进是否会像很多“聪明人”那样选择暂时避开历史剧创作呢?他表示:“一个文化人应当追求的,是个人的心灵与大众心灵的沟通。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表达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创作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而不是被商业市场所左右,跟风做或者跟风不做都不是一个文化人的态度。对我来说,我只要把我自己的热情用到创作我真正想写的题材上就可以了。”

多年的编剧生涯,也让朱苏进对电视剧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说:电视剧植根于最朴素的土壤里,别看它低,有的时候最低的东西决定了你最后能够长多高。电视剧的观众可能就是未来的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学者,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最基本兴趣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本文转自《文学报》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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