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首“咏蝉诗”思想内容的不同

谈唐代三首“咏蝉诗”思想内容的不同

摘要：作为唐代文坛上“咏蝉诗”的三绝，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虽同咏一物，但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各不相同，本文就三首诗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内容做比较。

关键词：唐代；咏蝉诗；比较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千百年来被世人所传诵。作为唐代文坛上《咏蝉诗》的三绝，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是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同是咏物诗，又同为咏蝉，为什么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及艺术风格却如此不同呢？我认为同诗人所生活的时代、人生的遭际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想就三首诗的写作背景及三首诗的思想内容做比较，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不同的政治命运，造就不同的“咏蝉”诗人

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这三位诗人无疑都是才华横溢，就三人生活的时代和当时写作的处境而言，却又各有异同。虞世南和骆宾王生活的时代是初唐，李商隐则是晚唐前期。虞世南和骆宾王虽同在初唐，但仍有不同，虞世南生活的时代正是“宫体诗”盛行之时，虞世南在隋所作的诗，几乎都是内容空洞、辞语绮丽的颂词，但入唐以后，诗风大变，所作二十四首诗，咏物诗六首，皆峻洁雅健、严整工致，为五言近体诗的形成，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咏物诗，其中就有《咏蝉》诗，扩大了诗歌抒情言志的广阔天

地。据传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即“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虞世南要比骆宾王和李商隐幸运得多，他的仕途应是少了几分坎坷波折，多了几分从容不迫，因此，虞世南笔下的蝉高度自信，绝无骆宾王和李商隐的低沉、压抑之气，诗人笔下人格化的”蝉”可能更多带有一些自况的意味吧。

虽同在初唐，骆宾王的仕途就显得曲折多变，命运多舛。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在他的人生历程上，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宏伟抱负与坎坷经历的矛盾，因而在诗歌内容上常常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这一点从诗人的《在狱咏蝉》中更是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狱咏蝉》作于高宗仪风三年（678年），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书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而被打入大狱，这首诗是诗人在监狱中挥笔而就的，虽是作于患难之中，处处浸透着一种低沉、压抑的情绪，然而却痛而不悲，失望而不消极。这一点，与同是宦途失意的李商隐相比，是他有别于李商隐的地方。

作为晚唐诗坛上一颗明星的李商隐，他所生活的时期是文宗开成初年到唐朝灭亡的七十年，这一时期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反映在诗歌里往往表现为无力的叹息，夹杂着愤慨和感伤。作为晚唐前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的诗表现了他对政治的关心，抒发了他忧虑国事、渴望有所作为的情怀。但命运弄人，他虽二十多岁就中

了进士，正当他奋发有为的壮盛之年，却被无端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在统治集团剧烈的倾轧的夹缝中弄得进退失据，到处碰壁，穷愁潦倒，长期在各藩镇做幕僚小官，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直至去世的前几年才补了太学博士，只活了四十六岁。正是因为诗人这一番曲折的经历，因此，从诗人的《蝉》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借秋蝉自寓身世之感，充溢着作者的情思，那忧郁伤感的调子，感叹个人的沦落，世道衰败的情绪透露着深厚的情味，使人读来有无尽的回味之感。

二、同托一物，却现不同情志

这三首“咏蝉”诗，都是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诗中有我，蝉我融为一体，借蝉的高洁，抒写了自己坚守高洁清白的品格和志向，但是，他们虽同托一物，却表现出不同的情志。

“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的这首托物言志的小诗，一直脍炙人口，第一、二句写蝉的生活习性，它用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官缨的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栖的是高梧，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自然与那些于腐草烂泥中打滚的虫类不同；蝉叫的声音传得很远，能够流丽响亮。第三、四句是在前两句的基础上，从蝉的品德着眼生发的一番议论。明是咏蝉，暗是言志，句句是咏蝉，字字又是写人。意思是它的声音之所以远扬，并不是凭借什么外在的力量，而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在诗句中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无非是说做官、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明远播。正如曹丕《典论论

文》中所说的“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内心的美，品德的美，跟那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既描摹了客观事物的形象，更表现了客观事物的精神，还寄托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思想。

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写于狱中，闻蝉鸣而触景生情，产生万千感慨。诗云：“西路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首诗的特点是由物说到人，又由人说到物。物中有人，人中有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开头两句用“兴”的手法，以秋天的蝉声引起狱中的客思，三四两句以“流水对”的形式，把物我合在一起，语义双关，用典贴切。用蝉的“玄鬓”衬托我的“白头”，曲折地表达了“我”在政治上像卓文君似的被遗弃了。五六句用“比”的手法，无一字不在说蝉，也无一字不在说“我”。“露重”“风多”既是蝉所处的自然环境，又是“我”现实所处的政治环境。“飞难进”“响易沉”，既描写蝉在“露重”“风多”的环境中的狼狈相，又是“我”在政治上受压抑、被打击的艰苦历程。亦物亦我，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无可告语、无法辩解的心情。蝉栖高梧，餐风饮露，够清高了，可有谁相信它是高洁的呢？如今“我”也是以极清之品，蒙不洁之名，跟蝉的命运极其相似啊！在这里，蝉和“我”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蝉》，也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它的前半部分表

面上在写蝉，骨子里是写“我”；它的后半部分表面上撇开了蝉，转到了“我”，实际上却仍然是从蝉生发出来的一种强烈的不平之鸣。诗云：“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人走了一辈子曲折艰难的道路，好像大水中的桃梗一样到处漂流，不知哪儿是自己的归宿，于是见到蝉而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与蝉类似的东西，因而托物寄兴，抒发出自己压抑在心头的许多感慨。头两句以蝉的饮露哀鸣，比喻“我”位卑人微、告诉无门。三四句以蝉的声嘶力竭，得不到“树”的同情，比喻“我”到处伸出求援的手，得不到别人的青睐。语似无理，而情感真挚，从而更加耐人寻味。五六两句，好像与咏蝉无关，而意脉却是联系的很紧。“薄宦”是“高难饱”的根源，“恨费声”是“碧无情”的结果。于是，引起了诗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叹，抒情线索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末联又以“君”“我”对举，就蝉来说是拟人，就“我”来说是物化，这样把咏物和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蝉自鸣其所鸣，与我何干，而诗人却认为是“最相警”，蝉自“高难饱”“恨费声”，与我何干，而诗人却要与之攀附，说自己也是“举家清”的，越无理越觉得有情，越有情越觉得憨得可爱，因而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的作品。

同为“咏蝉”诗，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地位、遭际的不尽相同，却又各具风貌。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