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行为处置问题研究综述

海盗行为处置问题研究综述一、海盗罪的界定《日内瓦公海公约》第15条将海盗行为定义为三项：（1）私人船舶或私人航空器的船员或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特定对象所实施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这些对象包括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航空器，或对另一船舶或航空器上的人员或财物；以及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航空器、人员或财物。

（2）明知船舶或航空器成为海盗船舶或航空器的事实，而自愿参与其活动的任何行为。

（3）教唆或故意便利本条前述两款的任何行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传统海盗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继1958年《公海公约》之后第一部对海盗行为的定义、构成要件和管辖等问题作出全面规定的成文法。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101条对海盗行为所下的定义，构成公约下的海盗罪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犯罪主体是个人，即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2）犯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私人目的，即排除了政治目的及其他目的；（3）犯罪对象是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货物；（4）海盗行为发生地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

时至今日，我们仍将该公约的相关规定视为打击海盗的最根本的国际法规则。

综合两部公约相关法条，可以得到结论：海盗行为是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另一船舶、飞机或其上的人或财物进行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

二、管辖问题周文彪在《打击马六甲海盗的国际法律合作探析》中认为，目前在司法管辖方面，目前针对海盗犯罪存在三类管辖：属人管辖、属地管辖、普遍管辖、多种管辖的存在，虽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对海盗进行打击，同时亦可能导致各国争夺管辖或相互推诿。

根据《海洋法》第110条，军舰在领海或公海范围内对存在贩奴或贩毒等嫌疑的船只享有登临权，但如果嫌疑经证明为无根据，则受到登临检查的船舶可以就由此造成的损失向军舰所属国索赔。

因此，军舰在公海对非本国船只行使登临权会相当谨慎，而海盗一旦被抓获，出于各类原因，案发地所在国、受害国以及海盗的母国往往希望对海盗进行审判，围绕司法管辖权展开争夺海盗行为虽属国际犯罪，对海盗的刑罚却不存在国际统一标准，这既可能因不同国家的管辖，使海盗有机会获得较轻处罚；亦可能使海盗在受到追捕时，逃往法定刑罚较轻。

法律制度不健全或司法腐败较严重的国家，以此求得从轻发落甚至逍遥法外。

同时，他在上述一文中还指出，提高打击海盗效果，必须解决制约各国执法部门行动的瓶颈问题，加强法律协作，形成合力，消除人为障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方能妥善应对接力棒式海上巡逻存在的局限。

1李桢在《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规制研究》一文中认为对海盗的管辖分为两种情况讨论：1、对公海上发生的海盗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理由在于，海盗行为是全人类的公敌，UNCLOS第105条肯定了各国对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发生的海盗行为享有普遍管辖权。

对在公海上发生的海盗行为，各国有权采取扣押、逮捕行动，并进行审判，但由于公约条文采用的是“可以扣押和逮捕，可以判定应处的刑罚”，并未规定各国必须对海盗行为进行处罚，因此各国可视情决定是否放弃普遍管辖权。

2010年5月，俄罗斯军方即在公海将劫持“莫斯科大学”号油船的索马里海盗释放，未对海盗进行任何审判。

2、对索马里领海内的海盗行为行使管辖权的法律窘境UNCLOS将海盗行为的发生地点限制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在索马里领海内发生的抢劫船舶行为不属于海盗罪的范畴，因此，各国无法对这类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一国的军舰、军用飞机或经正式授权并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的任何其他船舶或飞机也不能对这类船舶行使公约下的登临权。

尽管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调查海盗罪和武装抢劫船舶行为的实务规则》将发生在一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非法行为单独定义为武装抢劫行为，以与UNCLOS中的海盗行为进行区分，但其主旨在于鼓励各国对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行为进行调查，并向国际海事组织报告相关信息，为各国在预防和打击海盗方面进行合作提供一个可遵循的规则。

该规则是自愿性质的，且只针对国际海事组织1周文彪，《打击马六甲海盗的国际法律合作探析》，科技信息2010年第15期。

的成员国，尚不能成为国际习惯法。

同时指出，应构建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框架，海洋法公约对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制止海盗行为的义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为了斩断海盗的黑手，厉行军火禁运；部署海军舰只、武器和军用飞机，扣押和处置被用于或有充分理由怀疑被用于在索马里沿海从事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船只、舰艇、武器和其他相关装备；对抓获的海盗嫌犯进行引渡或起诉并执行刑罚等，部分国家已签署了一些区域性的法律文件。

如2009年在国际海事组织召开的高级别行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打击西印度洋和亚丁湾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的吉布提行为守则》就制订了用于打击海盗行为的监管和立法框架，以提高各国在该区域水域巡逻的能力，阻截可疑船只和起诉海盗嫌犯。

此外，应敦促缔约国全面履行公约义务，并加强对区域国家起诉和关押索马里沿岸海盗及武装抢劫嫌疑人的能力建设，提供经济和法律上的援助。

在程序上，邀请在索马里沿岸打击海盗行为的所有国家和区域组织与愿意羁押海盗的国家包括索马里订立特别协议或安排，对执法人员的登船作出安排，以便有效地调查和起诉海盗行为和武装抢劫行为。

2三、审判方式盛萍，王敏宁在《海盗处置问题研究》中指出，各国通常采用3种方式进行审判：一是交由索马里政府审判，此方式仅适用于目前的索马里海盗。

各国军舰抓获索马里海盗之后，可以将其移交索马里政府处理。

二是抓获海盗后带回本国审判。

此方式是指一国在本国以外海域抓获海盗，按照国际法规定，有权将其带回本国交由司法机关审判。

三是通过引渡、司法协助、协议等交由一个第三国进行审判。

此方式是指一国抓获海盗后，根据第三国的请求或者其他利益的考虑，放弃由本国审判海盗而交由第三国审判的方式。

他们同时指出了现行海盗审判方式存在的弊端，认为，第一种方式，属于特例，仅适用目前索马里海盗。

按照国际法原则，一国无权进入另一国领海以内打击犯罪，而目前各国海军有权进入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是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和索马里政府同意。

为了维护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安全稳定，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1816、1838、1846、1851、1897和1950号决议，授权各国根据2李桢，《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海事2011年第3期。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在12个月内可以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也呼吁各国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

但是索马里长期处于战乱状态，过渡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海盗，所以交给索马里政府审判的方式根本无法惩治海盗。

因此，交由索马里政府审判的方式不现实。

第二种方式，将海盗带回本国审判通常需要付出较高的司法成本。

首先，从捕获海盗到羁押回国期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再次，海盗羁押回国后到审判、服刑期间，需要国家提供完善的司法审判程序和人道主义环境。

一个国家要审判海盗，必须按照国际法或国内法启动法律程序，保障海盗的各类诉讼权利和人道主义待遇，为他聘请律师，提供关押地点、服刑监狱，准备初审、上诉审等。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即使抓获了海盗，也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他进行审判和羁押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第三方只能放人，放纵海盗。

因此，将海盗带回本国处置的方式成本太高。

第三种方式，将海盗移交第三国审判是实施得比较多的一种方案。

接受海盗的第三国可能是海盗事件受害者的所属国，也可能是与抓获国有移交协议的另一国。

目前，欧盟，法国、英国、美国等与肯尼亚当局，印度与也门当局签署了类似的协议，荷兰则通过从丹麦的引渡实现对海盗的管辖。

选择这一方式的必要前提是双方之间签署相关协议。

但是，近日作为接受海盗的第三国之一的肯尼亚，因法庭和监狱负担过重而决定停止起诉被捕海盗，这无疑给目前打击索马里海盗活动增加了困难。

郑小波、张志勋在《海盗罪的管辖障碍及其完善》中也指出各国对海盗罪的判决结果差异较大的问题。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国际法缺乏有关海盗罪的具体处罚规则，这导致对海盗罪的处罚最终依据的是各国的国内法而现今，并不是每个国家国内法都有海盗罪的规定。

如我国国内法至今还没有海盗罪的规定，在我国，对海盗的惩治一般以海上抢劫、杀人或劫机等罪名加以惩治。

还有不少国家在抓获海盗以后处予轻微的刑罚，甚至不加处罚。

这种对海盗有罪不罚或罚不当其罪的做法，无异于纵容海盗的罪恶行径，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在国内法有海盗罪规定的国家，其国内法的规定也存在差异。

如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的规定，在公海上实施国际公法规定的海盗罪，在美国被发现的，处终身监禁。

《西班牙刑法典》规定，如果俘获若干船只，使其相撞或纵火烧之，如果并犯谋杀罪或杀人罪，如果并犯任何侵犯个人贞操之罪，如果海盗丢弃若干人使其无法拯救者，则应处长期监牢或死刑。

3盛萍、王敏宁两位学者提出了关于建立海盗审判的国际特别法庭的建议，理由如下：第一，海盗在海上生存，与海洋密不可分，因此建议在国际海洋法庭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海盗审判法庭，其审判程序可参考国际海洋法庭。

因为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规定，国际海洋法庭可根据需要设立特别分庭，包括简易分庭，渔业争端分庭和海洋环境争端分庭等。

第二，特别法庭的地点应该设在当前海盗活动频发的索马里及亚丁湾水域附近的某个国家。

便于就近审判，减少羁押成本。

在某个国家的选择上除了地理位置仍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该国的国际社会认可度，国内关于海盗罪的法律是否完备，司法审判机制是否健全等。

第三，特别法庭审判的对象应该不仅限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海盗行为，还应扩大至一国领海内发生的暴力武装劫持船舶事件，当然前提必须是该国放弃或没有能力管辖。

第四，建议特别审判法庭设立后，积极推动相关海盗国际立法的修改与完善，保障海盗问题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

目前涉及海盗罪的国际公约主要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不法行为公约》，但是两者对于海盗罪的规定或者已经滞后，或者已经相互矛盾，都不能满足当前惩治海盗犯罪的需要。

第五，建议继续发挥联合国信托基金帮助起诉审理海盗相关案件的作用。

2010年4月23日，由10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同意联合国向索马里以及周边国家提供价值21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以帮助这些国家起诉审理海盗相关案件。

此项信托基金可以用于特别审判法庭设立后的资金支持。

4王沛在《当前海盗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其惩治建议》也提出来通过特设海盗国际刑事法庭对海盗行为进行专门的审判机关。

他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只对灭绝种族罪、反人道罪、战争罪三种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具有管辖权，但这并不代表国际3郑小波、张志勋《海盗罪的管辖障碍及其完善》，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