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科综述 06 刘军：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年鉴学科综述06 刘军：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综述编者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综述刘军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已有30多年（张文宏，2011a，2011b），近几年又进展迅速。

2007—201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题名带有“信任”“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图书分别有567部、319部和128部；而2011—2014年，这三类出版物的数量分别增长到745部、446部和287部。

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检索1990—2014年发表的篇名中分别带有上述三类检索词的文章，可发现直到2000年，这些类型的文章数才开始显著增加。

其中，关于信任的文章最多，增速最快。

2011—2014年，每年发表的上述三类文章分别约为2000篇、1000篇和500篇（如图1所示）。

其中，社会网络方面的文章多数是关于个体网的经验研究，只有少数文章关注整体网和连锁董事网（马磊，2014）。

本文从四个主题回顾近四年的重要进展。

一、研究方法与测量与任何调查研究一样，社会网研究也面临内生性问题，即回归模型中的遗漏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所导致的参数估计值的偏误，它影响因果推断。

穆尔（T.Mouw）于2003年首先提出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难题，认为在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中，友谊形成过程中的“自选择”可以部分取代社会资本的理论解释，社会资本的作用可受质疑。

面对这个重大的前沿议题，学者开始系统地分析如何消除内生性，判定社会资本究竟有无作用。

陈云松、范晓光（2011）介绍了内生性偏误的主要来源，围绕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讨论应对策略，并从模型设置，数据搜索纵向跨度、横向跨度,外生变量挖掘，研究假定说明和复制性研究等方面，提出今后的经验研究的努力方向。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找关系”本身是否有利于求职的分析也因忽视内生性问题而不具因果推断力，且关注的多为欧美自由市场经济。

陈云松等(2013）运用“一阶差分”和“内生干预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在东德与当代中国，“找关系”本身与求职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在东德研究中，求职方式中的自选择导致估计量上偏，而中国研究中自选择问题导致估计量下偏。

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东德工人中能力强者倾向于使用社会关系；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城镇，能力弱者倾向于“找关系”以弥补自身劣势。

围绕内生性的“林南—穆尔之争”持续多年。

陈云松等（2014）对双方论点进行了批判性回顾，用“一阶差分”与“赫克曼方法”的组合来同时纠正样本选择和遗漏变量偏误。

其研究结果表明，“关系人”的地位对求职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种效应非但没有因“趋同性”被高估，反而因“趋异性”被低估。

在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影响方面，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也不够。

陈云松（2012）针对中国农民工频繁返乡的特点，采取多重模型识别策略，把村庄遭受的自然灾害强度作为工具变量，证实同村打工网的规模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关系，解决了影响因果判断的内生偏误问题。

内生性意味着拥有越多关系的行动者越倾向于使用关系。

梁玉成（2014）则发现，在1995年前，网络内生性的确存在，这导致高估关系对求职效应的影响，关系仍然有用。

在1995年后发现另一种网络内生性，即由于关系的负功能，拥有能力的行动者选择不适用关系，关系甚至有负效应。

因此，穆尔提出的内生性未必具有普适性，它很可能在网络发挥正功能的前提条件下起作用。

该文验证了关系对收入的效应并非恒定，而是随关系适用概率而变的异质性效应。

梁玉成（2012）从新制度主义的宏观与微观的连接理论出发，使用内生互动模型揭示了：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的发育）能增加个体收入，证明了宏观制度的演进与诱导微观个体的制度偏好具有亲和性，制度的发育过程会使行动者对该制度产生内生性偏好。

梁玉成指出，社会资本（关系、信息和人情）的互动内生性总是发挥作用，他证明了边燕杰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Ｕ模式”假设：关系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可以增加收入，市场规范增加时便不再增加收入。

信息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也对收入有正功能，但是当市场规范增加时，人情反而具有减少收入的效应。

除了内生性，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也是研究热点。

由于社会资本有多种定义，其测量方式也有多种。

微观的社会资本主要利用提名法、定位法和资源法来测量个体网的特征，包括网络的成分属性、结构形态等。

提名法包括提名和释名两部分，不过提名和释名的数量受到限制，其边界设定始终存在争论（吕涛，2012）。

林南提出的定位法仅要求受访者识别出是否与预先列举的不同社会位置（如职业）的人有联系，并指出与这些联系人之间的关系属性。

定位法固然可以很方便地聚合对社会资源的测量，但是其测量的效度有折损；且该方法偏重于工具性社会资源的测量，忽视了表达性行动的测量。

资源法则询问被访者是否认识能为自己提供某种资源（如修理自行车）之人，并追问与此人的关系，但是对“资源成分属性”的集中趋势的测量受限于扩大资源多样性所带来的测量层次的降低，难以设定统一的定距指标。

这些测量结果实际上建立在被访者个体网络的一个选择性研究基础上，测量效度有风险。

因此，应该尽可能了解被访者个体网中成员的属性（吕涛，2012）。

另外，定位法利用职业声望分数来计算个体网中蕴含的资源，其理论基础是声望的“功能主义”解释，即社会分工导致职业权力分化和不同的职业声望。

魏建文、赵延东（2011）则从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出发，论述了社会分层中声望与权力的不一致性，认为更应该测量网络中的权力资源。

他们重新编制了职业权力分数，发现它与职业声望有显著差异，并且基于职业权力分数计算得到的社会资本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测算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内的不同就业状态（例如自雇与受雇）也对不同方法测量到的当前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影响，而当前几类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在设计原理和测量功能上存在不同。

邹宇春、敖丹（2011）分析了通过三种方法测量到的“讨论网”“拜年网”和“饭局网”这三种社会资本在自雇者与受雇者群体间的差异，发现：自雇者与受雇者的“讨论网”社会资本不存在差异；相对于受雇者，自雇者更主动地去投资并拥有更多的“拜年网”社会资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

王文彬、赵延东（2012）的研究发现，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与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网络对自雇者创业资金与创业生意获得的作用具有差异性，自雇者的生意联系网对其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测量指标（赵雪雁，2012）。

万俊毅、秦家（2011）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应该从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来界定。

前者指的是信任、规范、网络、社会公德等，后者指的是个体或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中所能摄取到的资源。

罗家德、方震平（2014）基于中国乡村环境，提出从关系（信任、互惠、义务）、结构（网络构型、志愿组织）与认知（共有符码、共同语言和共同叙事）三个维度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即个体拥有的使社群受益的社会资本。

通过分析汶川震后社区调查数据，发现前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相互影响，前者对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后者则没有影响。

朱伟（2011）指出，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的关系，国内现有的研究有四点不足：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多元、测量方法不足、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有缺陷、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之争有局限性等。

总之，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及测量是基础，不同学科基于此开展了一些经验研究。

社会学关注社会网络与信任、参与等，经济学关注社会资本的效率，管理学关注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技术创新和动力的作用等。

下面主要简述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应用研究成果。

二、理论反思与调查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社会资本的功能，对其形成和因果解释的研究相对欠缺。

方亚琴、夏建中（2013）梳理了有关社会资本来源的三种理论框架。

理性选择模型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变化是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托克维尔模型认为志愿性组织和次级社团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社会心理学模型认为互惠和信任源自个体道德和人格特征。

不同学科之间如有沟通，可以加强社会资本来源的本土研究（方亚琴、夏建中，2013）。

而本土学者在信任、地位获得、社会支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反思与调查研究。

（一）信任近些年来，学者探讨了信任的本质、影响因素、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

翟学伟（2014a）认为，信任可分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和有约束机制的信任。

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人们在交往发生可疑时形成的中间地带，可细分为放心关系、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

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偏向。

因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

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困惑，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释。

不过，信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宗教对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

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阮荣平、王兵，2011）。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即政府信任也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高勇（2014）区分了两类参与：关切式参与和吸纳式参与。

前者的逻辑是参与行动促进了政府信任，后者的逻辑是基于政府信任来选择参与者。

社区参与又可分为抗议型参与、体制化参与与公共型参与三种，其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居民的个人特征，还取决于居民所在的社区性集体社会资本的特征（黄荣贵、桂勇，2011）。

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内，社区参与率与政府信任有关，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关系不大；而如果在城市之间比较，会发现社区参与率与政府信任无关，而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有关。

政府信任受到政府绩效和社会信任的共同影响（高勇，2014）。

学者们区分了三类信任：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基于家庭的厚信任。

多数学者认为信任有利于经济增长，例如，普特南认为信任可促进总体经济收益。

少数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赵家章，2014）。

张敦力、李四海（2012）发现，社会信任与政治关系等社会资本可以显著影响企业银行贷款，但是二者的经济后果有差异。

基于社会信任而发放的贷款未来违约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基于政治关系而发放的贷款未来违约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邹宇春等（2012）调查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

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

胡安宁、周怡（2013）基于“市场”与“再分配”的讨论，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