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特点

谈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特点（1976年——1989年）

一、“恢复时期”：1976年10月——1978年，伤痕电影现象

1977年生产故事片约18部，1978年就生产故事片40多部，产量很快赶上了文革前60年代初的水平。对“文化大革命”的体验,揭露和反思成为当代电影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

这一个时期的电影创作有几个特点：首先,创作的主题基本都围绕着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两个中心展开。其次,来自生活的基层的文艺新人开始了控诉着“文革”带来的苦难,形成一股来势不小的“伤痕文艺”的高潮。

四人帮作斗争的影片《十月的风云》；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大河奔流》；惊险式影片《黑三角》等。

总之，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前，全国处在新旧交替、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电影创作也收到政治的制约，处在徘徊状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突破。

二、第一次创新浪潮（1979年—1980年），纪实美学的追求

1979年转折的一年，开始创新的一年。从理论上展开了电影本质的讨论、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的引进和比较,推动了我国当时电影美学的发展。

1979年影片从风格样式上看，有正剧、有悲剧、有轻喜剧、有故事片、有惊险式的影片。在电影的视听语言方面，都利用画面造型、画面构图、光线处理、声画结合来创造气氛。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主题意识得到强化，创作自由得到较大发挥，风格呈现多样化倾向。在叙事美学中融入新的电影观念，运用电影手段创造自然朴素的纪实风格，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尤其重视长镜头的拍摄和实景拍摄，是纪实美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1979年以后出现的电影作品，都不再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带有艺术家个人的色彩，体现了创作者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体现了创作个性。

三、1981——1983，影像美学的崛起

1981年是大丰收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很多著名导演都完成他们电影生涯的得意之作。如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王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成荫的最高美学理想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重现这段历史”。在《西安事变》中，成荫导演把追求“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追求人物与环境的真实”的纪实风格与蒙太奇的表现手段完善的结合起来。

1982年凌子风导演的影片《骆驼祥子》在拍摄完成，影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影片的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语言生动传神，将观众置身于20年代老北京的真实环境中。

四、1983——1986，第五代崛起

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是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具体表现是西部电影，在艺术上称为寓言电影，即每个镜头都有着深刻的涵义。

第五代电影特点是：现代意识和冷峻眼光；影像意识，发挥造型形象；主体意识，个人风格得到超前发挥，注重个性；注重中国文艺传统，吸取营养又思辨传统。

因此，第五代导演还是以文化载道，用电影表达自己的理念的一代。但是很奇特的一点就是，第五代的商业片往往比艺术片个更加的前卫。

五、1987——1989，多元化探索

1987年，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张艺谋。在张艺谋的影片中，讲究“造型美”。他在1988年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他没有继续拍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而是逆向思维，走向另一个方向，意图让电影重新回到电影院。

1988年前后出现娱乐片的生产高潮，娱乐影片成为市场热点。这一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四位大导演分别将王朔小说改编成电影，这股王朔热称为王朔现象。王朔电影年产生的原因在于，市民文化的出现；人们渴望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商业电影的到来，也促使电影人寻找

一条介于商业和文化之间的平衡点。

从此以后，王朔电影的浪潮不减，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精神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