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李森科事件的启示
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李森科事件的启示行政管理08级研 罗艺 208006010520世纪上半叶，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之际，苏联却出现了一段历时30年的反对并扼杀遗传学的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由于得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横行了30年时间。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总的来说，在学术上, 对李森科的评价, 有关领域的科学家们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来各抒己见。
但从政治上总结李森科主义兴亡的历史教训, 却要及早去做。
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被轻率地判定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 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透过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可以获得如下的理解。
首先，科学的发展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李森科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
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它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对精神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
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政治文化模式完全相同的国家。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苏联模式”曾经被机械地硬搬到这些国家中去，结果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自然辩证法论文---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学院（系）：机械工程学院专业：物流工程班级： 2014级研1班学号： 1411393004姓名：胡洲指导老师：严建新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它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危害甚大，使科学在政治的强权下呻吟，得不到民主的滋养。
而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无论什么时代，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不依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关键词：李森科事件；伪科学；科学；民主随着近代几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及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令人刮目相看，使得科技日益成为强大生产力的事实令人信服不已。
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中也包括科学,应当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因素。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此，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为害甚大。
这一事件波及许多当年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向往社会主义的西方科学家不得不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以至整个科学界极大的震动[1]。
处在当时背景下的自然科学家，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出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自身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更无法绝对置身事外。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摘要：李森林主义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怪胎，它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特殊背景的产物。
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领导人权力的滥用，李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但实质上，科学家与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相勾结，以及他们立场的不坚定，才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李森科事件；前苏联；国家政权；科学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联，曾经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这一时期，科学家们纷纷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和科学学派确定为是“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
[1]于是这种被贴上“无产阶级”的科学流派开始寻找“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进行打击和批判。
同时，由于当时斯大林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集体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苏联国内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前苏联当时的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危机。
[2]在这双重条件影响下，李森科开始了其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名头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长达三十多年的“李森科伪科学案”。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来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无意间在雪地里发现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并且在没有严谨的科学实验和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大肆鼓吹，虚报产量，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和大幅提高小麦产量的灵丹妙药。
而当时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正被国内糟糕的农业状况所烦扰，于是李森科的“春化处理”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从此，李森科在其“科学”道路上开始飞黄腾达。
然而，在1929年到1931年期间，春化法不仅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负担。
在这段时期中，李森科的理论被当时许多正直的科学家批评和反对。
李森科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于是他绕开学术转而借政治手段打击迫害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科学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科学是一种基于证据和实验证据的知识体系，而民主则是一种政治制度，强调人民的自由和平等。
本文将探讨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支持。
科学与理性思维科学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和实验证据的知识体系。
它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假设的提出、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结论推断。
这种方法使得科学成为一种客观、可重复、可验证的知识体系。
类似地，民主也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的政治制度。
它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并通过选举和舆论来实现这些价值观。
这些原则要求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仅仅听从权威或者情感上受到影响。
因此，科学和民主都需要理性思考来取得成功。
在两个领域中都需要遵循证据、逻辑和推理等规则，并且需要尊重不同意见并进行辩论。
科学与公共利益科学可以为公共利益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科学可以提供关于环境、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数据，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做出明智的决策。
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和实验来了解自然界的规律，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民主政治体系也需要关注公共利益。
民主政治体系旨在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并通过选举和舆论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民主国家中，公众对政策制定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投票和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因此，科学和民主都必须关注公共利益。
科学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并将其知识应用于公共政策中。
民主也必须确保政策制定过程是透明、负责任和公正的，并且要考虑到所有人的权益。
科学与教育教育是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
科学教育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然界、技术、医疗保健和环境等方面的知识，并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同样地，民主需要教育来实现其目标。
民主政治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过程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教育可以帮助公民了解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并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李森科事件”的启示
“李森科事件”的启示作者：孙慕天来源：《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03期重温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
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
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
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
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
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
”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浅谈“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利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5年从基辅农业学院毕业后，他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意外地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可以在春天播种，并在霜冻前成熟。
在此基础上，李森科开发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方法。
李森科夸大了他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
因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春化的部门，并任命利森科负责。
技术和理论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李森科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并不依赖于严格的科学实验，而是依赖于夸张和欺诈。
因此，他受到了诚实科学家的批评。
出于政治和其他考虑，李森科坚持生物进化中获得性遗传学的概念，否认基因的存在，用拉马克和米其林的遗传学抵制主流孟德尔-摩根遗传学，并称西方遗传学家是苏联人民的敌人。
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反对利森科的观点，成为他的头号对手。
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李森科借助自己的政治地位，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
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顺利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李森科的反对者的噩运便开始了，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
在二战期间，锡马尔豪森、耶弗罗意蒙孙、留比晓夫等苏联生物学家对李森科进行了控诉和批判，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
但是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再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
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孙慕天：“李森科事件”的启示
孙慕天：“李森科事件”的启示孙慕天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
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
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
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
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
”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
而这一点又抓住了坚持西方遗传学方向的学派在当时的致命弱点。
当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基因的染色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说，只是20年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DNA的发现，才使遗传学的产业价值充分展示出来。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引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知识体系，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追求客观真理；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强调人民的平等参与和自由决策。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综合关系，以及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互动作用。
科学与民主的平等科学和民主都倡导平等。
科学坚持客观真理和实证主义的原则，不论个人的身份、权利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可以依据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并获得相应的结论。
科学界通过发表论文、学术会议等方式，倡导同行评议和互相检验，确保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民主则是一种政治制度，强调每个公民的平等参与和权利保障。
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将代表人民的意愿，并为人民行使政治权力。
民主制度确保了社会各方的平等地位，实现了广泛的参与和平等的机会。
科学与民主的相互促进科学和民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科学在民主社会中为决策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
从环境保护到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为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同时，民主社会也为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民主社会中，科学家可以自由开展研究，提出异见和创新理念，并通过学术界的同行评议和学术交流来验证和推进科学进步。
民主社会的开放和自由氛围为科学家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是两种决策模式，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优势和限制。
科学决策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论和数据来制定决策，强调客观事实和实证证据。
这种决策模式可以避免政治偏见和个人喜好的影响，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然而，科学决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科学研究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验证和积累证据，决策过程可能因此被延迟。
此外，科学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决策者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选择。
民主决策强调广泛的参与和集体决策的过程。
通过公民的投票和代表的议会决策，民主决策确保了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平衡。
科学离不开民主,民主离不开科学——听沈善炯谈民主与科学
证” 和别的伟大格 言一样 ， 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
问题 。 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 ， 使我 愈加感受到了
他 的正 直 。
沈： 人人过关 。我上台去讲 了两三次才过 ， 些 有
人讲 了多次都过不 了关 。 熊： 您如何看待这场运 动？
熊： 请谈谈您在 “ 反右 ” 动中的经历。 运 沈 ：假 如那 时候我还在杭州 ，肯定会被打成右
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 （ 时任 台北市警备 司令 ）的？
没有。 有没有批评 蒋经 国先生的 ？ 没有 。 有没有批评 总统你 的？ 没有 。 胡适说： 没有批评意见， 这就有 了大
历， 我得到 了科学院有关领导 的特殊关照 。当时科学 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很庇护我 。
熊 ： 思想改造” “ 运动是 怎 么进行 的？
熊： 您回国的最大动力是什 么？
在这场运动 中的所 见所 闻，以及您对这场运 动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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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他时， 我很不 以为然 。 的 “ 他 大胆 的假设 ， 小心的求
法。
沈： 因为李森科主义 的影 响， 回来 以后 ， 我 不能 再研 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 当教师 ， 讲授 生物化
重要 价值 。
科 学 离不开 民主 民主 离不 开科 学
听沈 善炯 谈 民主 与科 学
麓 熊 卫 民
沈： 我想 ， 我之所 以要 回国 ， 主要还 是 因为爱 国
李森科事件
李森科事件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曾读过两个园艺学校，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随后受聘到育种站工作。
他的父亲老李森科把在雪地里过冬的乌克兰冬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获得了好收成。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所谓“春化作用”的概念。
1935年，苏联在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也出席了这次大会。
李森科在会上的讲话中，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
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之后李森科利用政治手段打击和迫害他的反对者。
成为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绝对权威。
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
李森科才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
但是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受苏联的影响，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还是在社会思潮方面也照抄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和做法。
新中国成立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
中国的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
其一，李森科事件的产生首先有科学家自身的原因，他们将科学研究内容阶级化，为事件的滋生准备了充分的气候和土壤。
科学家在强权面前的妥协不但表现在研究项目和研究内容上，也可以表现在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方面.将科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科学家严重的错误行为。
因而，这种现象本质上是由科学利益冲突引起，一些知识分子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忘记了科学的良知，使得李森科这样的人可以乘虚而入。
对于这一事件的产生，为自身利益参与到国内意识形态争斗的科学家负首要责任。
其二，前苏联政府为自身政治的需要，利用科学活动的影响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使得投机者有机可乘。
政治家不同于科学家，他们只在乎价值判断，并且以其价值判断为基础进行科学利益分配，对科学指手画脚，从而危及到科学活动的自主性和公正性。
科技和政治的分裂与交融——从李森科事件和奥本海默案件看科技与政治的关系
第 ３期
罗骞政 ： 科技和政治 的分裂与交融 验和修正 。 斯大林需要 有人为他 的新 的政 治哲学体系 、 为他的新 的 社会秩序 ， 也就是 为他 的定 向改 造人群 、 向改 造社会 的试 定
业科学 院院长 的穆拉 洛夫 、 副院长邦 达连科 ， 还有 萨拉托 夫
的育种家迈斯特 院士 ， 也在大清洗的血雨腥风中被捕并 被处 以极刑 。一些科学泰斗诸如精神病学家贝克托采夫 、 心理学 家考尼洛夫 和伟大 的生 理学 家 巴甫洛 夫都遭 到 口诛 笔伐 。 许多杰 出的物理学家 、 学家诸 如卢津 、 岛、 数 兰 弗克 、 塔姆 等 钡 ０ 被划 归“ 唯心 主义者 ” 的另册 中。 中最 著名 的生物学 其
理是增产措施” 的发言 。李 森科在演 说 中说 ， 生物 学的争论
就像对“ 集体化 ” 争论 ， 的 是在 和企 图阻挠 苏联发 展 的阶级
敌人作 斗争。他声称 反对 春化法 的科学 家 ， 不管他 是在学 “
术 界 ， 是 不 在 学 术 界 ， 个 阶 级 敌 人 总 是 一 个 阶 级 敌 人 还 一
突的根 源， 索科技与政治良性互动的途径； 中着重论述了科技的政治语境及政治语境作用 探 其 于科 学技 术的 内在机 制 。 关键 词 ： 学技 术 ； 治 ； 科 政 互为语 境 ； 分裂 ； 交融 中 图分 类 号 ：Ｄ ８ 文 献 标 识 码 ：Ａ 文 章 编 号 ： ６ １—１９ ２ ０ ０ ０ １７ ４ １（ ０ ９） ３—０ ９ ０ ８—０ ５
… …
种 社 会 政 治 现 象 ， 只能 在 社 会 政 治 历 史 中得 到 解 释 。 从 也
科学技术史和语境方法研 究科学 技术与政 治 的关 系是对 深 入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规律 的一个 新思路 。前 苏联 李森科伪 科学肆虐的历史和美 国历 史上 的奥本海 默案件 就折射 了独
浅谈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浅谈民主与科学的关系201611102096 蒋威内容摘要：自近代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发芽，深入人心，而回顾这段历史，一边是近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艰辛旅程；另一边是近代西方各国民主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民主与科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今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倡导科学，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全面地深人到国民精神之中。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充满着科学精神的基础上，民主与科学才能真正的统一。
关键词：民主；科学；政治制度自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一大批爱国人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严复不仅用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而且积极引进西学，以杰出的学术见解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内涵，将国人的科学民主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做了奠基的工作[1]。
到1919年5月4日爆发五四运动，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与民主实际上变成了强势话语，几乎无人敢撄其锋[2]，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学？1.中国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历程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新文化时期三个时期中，科学与民主因为遇到的阻力和发展方式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的。
科学凭借其政治上的中立态势和利用厚生的功能使其很容易被稍具务实精神，被当政者所采用，洋务派认为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必备条件，发展科学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维新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和鼓励科技的政策。
1915年成立的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科学社对西方科学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移植，标志着中国科学建制化建设已经粗具规模。
总之，从内容上来说，科学历程经历了偏重科学技术知识、偏重科学建制和科学知识、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多元并进三个阶段[3]。
而相比之下，民主建设所走的路程要坎坷得多。
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尚属道听途说阶段，可信度不足。
科学与民主的互作(最新稿)
民主与科学的互作—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高亮之本文题目中的“互作”二字，是相互作用的意思。
“互作”两字在自然科学文献中，常常见到；如植物和病原的互作，基因的互作等。
本文借用这个词，以阐述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民主与科学的互作中,可以加深对两者的理解。
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观点。
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从这句话可以见到陈独秀当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智慧和勇气。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今天，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始终是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
在今天，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普世承认的价值观，已经被深深地刻印在人们心中，并且也写进了我国宪法和中共党章。
民主和科学，事实上属于不同的思想和学术范畴。
如果按人类的最高理想—“真、善、美”来说，科学是属于“真”的范畴，而民主是属于“善”的范畴。
科学的目标是追求自然和世界各种事物的客观真理；而民主的目标是追求“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
民主和科学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相互关系？陈独秀当年并没有说多少，后来国内理论界的讨论也不多，本文想作一些不成熟的探讨。
一，文明早期的科学与民主西方文明最早来自古希腊，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孕育出科学和民主。
现代科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
泰勒斯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美尼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气；毕达哥拉斯认为自然和世界的本原是数。
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对自然或世界的解释太简单了，而他们的可贵之处，是从自然和世界的本身来研究自然和世界。
这正是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稍后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年到前30年），文化中心迁移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都是在那时发展起来的。
李森科与前苏联生物学家
李森科与前苏联生物学家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
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当科学家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之后，科学家的行为无不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制约或者干扰，评价一个科学家或者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就必然要考虑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文化意识、国际形势与国家战略等。
苏联的李森科(1898～1976)事件给我们讨论科学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1、苏联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的社会思潮与科学思潮社会思潮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
不同的社会思潮或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或者阻碍着历史的发展；或者喧嚣了一番后便销声匿迹，或者进入人们心灵深处，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走向。
相应地，科学思潮则是指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关于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认同与批判的社会意识，是社会思潮在科学认识论上的反映。
科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构成了苏联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
苏联建国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其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了错位。
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制度的典型特点是“高度集中”与“个人迷信”。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要求一切科学技术活动于国家的经济计划密切配合，一切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和安排。
“个人迷信”使得苏联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凭借行政权力，用教条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实用主义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凡是不符合领导人意愿的，或者不赞成领导人的解释的，就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和摧残。
不管是对待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者，对待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者；还是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学派，政府都采取了粗暴的干预态度。
李森科事件
“李森科事件”的经过与反思李森科事件是发生在20世纪30 年代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
当时，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冤死狱中的著名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
这一事件不仅使苏联的生物学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极大地危害了其医学和农业实践的发展，而且波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当年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科学争论上也由此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马克思说过，真理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绝对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上，相对是因为它停留在人类所能预见的范围内，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真理也是在不断辩证发展。
如人类对于光的本质的认识上，一直在不断的发展。
牛顿认为光是粒子，而以惠更斯、菲涅耳等人却是认为它是属于波动的，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光的波动学说完全打败光的粒子学说，因为就那时的条件而言，波动学说能更好的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牛顿的粒子学说成了一种错误的学说而遭人摈弃。
但是随着黑体辐射的困境和普朗克的量子假设，以及爱因斯坦对于光电效应的解释，光不但具有波动性，而且还具有粒子性。
而且，对于光的本质，科学给出却是不知道其本质为何？只能在阐述上说明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性质。
以此，牛顿的粒子学说是正确的，但是不全的，同理，光的波动的学说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这李森科事件中对科学真理的不同认定，我们不能一味的去限定谁对谁错。
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李森科的理论在之后的推广和实践中证明它是错误的，这种方法根本不能提高粮食的产量。
如果用实验方法去思考他的理论，或许它还有那些变量没有控制好，还有那些预设条件没有找出来。
1956 年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他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懂。
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在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也谈民主与科学
作 为专 家证 人服务赚如此之 多的钱 ，以致于提供专
管在什么领域 ，尤其是卷入危 险职业的人是有技术 危险 的。他 的成员们 的工作之一 是寻找和分析在科 学和技术 中争论 的论题 ，例如就 工作场所 的安全提 供他 们的看法和指导 。“ 新炼金术学会 ” 代表 了在科
二 战使用 原子弹之 后，以及在 当代面对严 重的环境 和 生态 问题 、大科 学和 高技术 的不确定 性和潜在 的 危 险时， 科学家总是行动在斗争的最前线 。 第一届帕 格沃 什会议于 １ ５ ９ ７年 ７月 ７日至 １ ０日在 加拿 大新 斯科 舍的帕格沃什村 召开，共 有 １ ０个国家 的 ２ 位 ２ 代表 参加 会议，我国科 学家周培源也 出席 了这次会 议 。 议通过 三个报 告： １ 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使用 会 （） 原子能引起 的危害 ： ２ 核武器 的控制 问题 ； ３ 科 （） （） 学家 的社会责任 。 “ 科学为人 民” 织和 “ 组 新炼金术 学会 ” 是新近 一些有组织行动 的例子 。 虽然这些组织 还在 主流之外 ， 而且也多少有过激之举 ， 但是它们表
数 人认为是 错误 的意见 ， 往是 真理 。如果没 有上 往
面说 的这种 自由， 际上 就是一 种专制 制度 。法 国 实 伏 尔泰 曾经 猛 烈抨击 过卢 梭 的一 部书 ， 是 ， 但 当伏 尔 泰得知 当局 要查 禁卢梭 的这部 书时 ， 挺身 而 出 他 为之辩护 。他对卢梭 说： 我 坚决反对 你的观 点， “ 但
开性原则和可怀 疑性原则 。 我国学者顾准说 ： 所谓 “
给少数 人 以 自由。这种 自由包 括言 论、 出版 、 集会 、 结社 、 游行 、 示威 的 自由。所 以， 只有和 自由连 在一 起 的民主才是真正完全 的 民主 。民主和 自由是一个 问题 的两个 方面 。当我们提 到 民主时 ， 不言而 喻地
试论“民主”与“科学”乃是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良药。
试论“民主”与“科学”乃是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良药引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经历了许多演变和变革。
然而，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仍然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如何成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黑暗问题的良药。
民主：权力与参与民主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旨在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为他们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
首先，民主可以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通过选举和法治原则，人民可以选择并监督那些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人。
这有助于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风险，并为国家的前进提供稳定的基础。
其次，民主还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通过鼓励不同意见和争论的自由表达，民主可以帮助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分歧和冲突。
它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无论种族、宗教、性别或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最后，民主还有助于促进平等和社会正义。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利益，而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这种法治的保障可以防止一种权力的垄断，确保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机会。
科学：思维与创新科学是一种基于观察、实证和逻辑推理的思考方式。
它是一种无偏见的方法，通过收集、分析和解释数据来获取知识。
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可以被看作是解决黑暗问题的良药。
首先，科学追求真理和客观性。
它通过实验证明和理论建构来推动人类认知的进步。
在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时，科学的方法可以提供合理而可靠的准则。
通过对数据和证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基于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见做出决策。
其次，科学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得到解决。
例如，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可以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治愈一些不可治愈的疾病。
最后，科学还培养了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
在一个充斥着虚假信息和误导的时代，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辨别真假，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科技和政治的分裂与交融_从李森科事件和奥本海默案件看科技与政治的关系
第25卷 第3期2009年6月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J OURNAL O F X I N Z HOU TEA C HER S U N I V ERSITYV o.l25 N o.3Jun.2009科技和政治的分裂与交融从李森科事件和奥本海默案件看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罗骞政(忻州师范学院,山西忻州034000)摘 要:文章主要采用个案法、历史分析法、语境分析法,从具体的科学史案例对科技与政治交互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运用语境分析方法,提出科技与政治关系的新观点 互为语境论,即从科技的政治语境和政治的科技语境下认识科技与政治互动的规律,寻求科技与政治冲突的根源,探索科技与政治良性互动的途径;其中着重论述了科技的政治语境及政治语境作用于科学技术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科学技术;政治;互为语境;分裂;交融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91(2009)03-0098-05在当前学术界对科学技术与政治关系的四种理解中[1],只有有机互动论比较科学地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避免了科技中立论、科技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片面性,但这并不能说科技与政治的互动仅仅是它们之间的简单综合和妥协,相反,它应有更为深刻的理论陈述和解释。
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是社会政治的产物,其发生和发展只能在社会政治背景中才能得到说明[2]。
科学本身又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也只能在社会政治历史中得到解释。
从科学技术史和语境方法研究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对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一个新思路。
前苏联李森科伪科学肆虐的历史和美国历史上的奥本海默案件就折射了独特政治语境下科技与政治的关系。
1 李森科事件所折射的政治语境李森科(T.D.Lysenko,1898 1976),前苏联农业科学家!,1929年提出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李森科出于政治与自身地位和虚荣方面的考虑,在推广这种技术时,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这样,李森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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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上个世纪中叶的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当时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伤害，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反思李森科事件让我们了解到科学进步在专治政治体制下举步维艰的事实。
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对比古希腊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所取得的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没有政治民主科学理论的研究就会受到政治霸权的侵害，由此可见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李森科遗传学民主政治科学1. 李森科事件的始末1.1 李森科简介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9.17—1976.11.20)。
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
生于乌克兰，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业专科学校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曾于基洛佛巴德农场工作时研究春化处理，于1929年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提出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学，否定孟德尔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并进一步将他的观点普及化而提倡米丘林生物学，因此与全世界生物学界在思想上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李森科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并借此使用政治手段迫害打击在苏联内反对自己的学术者，得以使他的学说成为当时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
于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1941年李森科报告得到了无性杂种，并在“遗传性及其变异”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1944），即“李森科的学说”。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斯大林的路线，但令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继续支持李森科。
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苏联的生物界才得以清除李森科的荒谬学说。
1.2 历史背景及其始末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联曾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当时，科学界的一些人把阶级的方法应用到各种科学问题上。
许多科学家和其所属的领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被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许多著名的科学学派和科学家因为害怕被贴上类似的标签，争先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确定为“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更让人不齿的是，还同时指责同领域中的其他学派以及持不同观点者。
遗传学受国内这一社会状况的影响，在1929年至1931年间终于形成了一场尖锐的争论，即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争论。
[1]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在生物学的遗传学问题，围绕关于获得性遗传和作为遗传物质的基因的实在性问题展开，即少数拉马克主义者与摩尔根主义学派间的争论。
坚持摩尔根主义者，认为内部因素在进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坚持拉马克主义者则强调环境因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
争论中的两派都试图将自己所支持的观点确立为唯一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相一致的观点。
双方在争论过程中都曾前后在社会中占过上风。
期间已经有一批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农学家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分子。
这场争论给不少学者带来不幸，在生物学界引起严重的不良后果，同时也给各种投机分子提供了绝好机会，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不学无术之人把持了领导岗位，大批专家被赶下讲台，其中有些人被拘捕或判刑，被流放或是被投入集中营，甚至有一些学者被扣上“危险分子”的帽子，最后被秘密处决。
这一时期的争论与李森科事件表面上没有多大关联，李森科和他的支持者在当时还没真正露头。
但“无产阶级生物学”争论却真正成为导致李森科事件的基础和导火索。
从1926年开始，这股势力已经在全国萌芽，一些投机分子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中窥到了可乘之机，产生了搞伪科学的想法。
[2]一旦时机成熟，自然就会聚集到类似李森科一类人的周围，开始借力打击、报复反对者和竞争对手。
后来的一系列的斗争中，李森科都是靠扣“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帽子来打击反对者。
所以说生物学领域中大批科学家参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活动，是李森科事件萌芽的先决条件。
李森科事件的另外一个历史大背景是前苏联正处在“大转折”时期，国内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开始推行中央集权体制，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的集体化。
而农业集体化造成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当时的前苏联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的危机。
李森科利用了当时的形势，迎合前苏联国内的政治需要，乘机宣布遗传学是反动的、反科学的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倾向的美帝国主义的工具。
[3]在8月会议前，李森科借口有人压制他，以辞掉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为要挟，获得斯大林的召见。
会见时乘斯大林关注粮食产量低的问题，标榜米丘林生物学可以使农业增产，博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支持。
至此，李森科借着政治上的权利打压其反对者，一些坚持科学、合理学说的科学家有不少死于他的镇压之中。
直到1965年1月苏联成立国家检查委员会，对应用遗传学进行检查，发现李森科当时的了许多弄虚作假的“科学方法”，从此李森科事件宣告结束。
1.3 李森科事件的原因分析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催生了伪科学众所周知，科学最高的价值就是求真，所有的科学规律都是为求真服务的。
其他一切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科学研究，都极有可能使研究成果“失真”，从而动摇整个科学的基础，使科学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会催生大量伪科学的出现。
李森科将自己的“学说”夸大为一种哲学体系，使之赋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因此，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功利，即完全服从于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
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经不起任何科学理性的检验。
学术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真正的科学被扼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科学界已经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疾风暴雨。
李森科靠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这一政治动向。
于是，他处心积虑，把自己打扮成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
强权左右科学研究，势必酿成暴力肢解科学的悲剧李森科明知在学术上战胜不了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
李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怂恿和支持。
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得他对一班反对者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
他倚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宠幸”，以其“理论”对现代遗传学进行全面进攻，并逐渐将恶劣影响波及整个苏联科学界。
部分知识分子对“李森科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李森科围剿遗传学、镇压瓦维洛夫的过程中，苏联知识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在瓦维洛夫瘐后十五年，其侦查案卷公开。
令人惊诧的是，李森科的诸多耳目竟然来自知识界。
可以毫不夸饰地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而“李森科事件”也正是这两者交媾的畸形儿。
苏联体质缺乏民主当时苏联国内盲目推崇斯大林主义，致使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身上。
人们的意愿得不到充分表达，甚至不符合领导意愿的声音被打压。
介于这样得国家形式，李森科等投机倒把的人得以壮大，进而迫害其反对者，最终造成了科学历史上黑暗的一幕。
2. 科学与民主关系2.1 近代科学的“摇篮”古希腊创造了众所周知的科学文明，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以及建筑、水利、冶金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古代希腊之所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古典文化并成为近代科学的源头，是与古希腊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的。
古希腊的社会制度是城邦制度。
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独立主权，各城邦虽不时地结成联盟，但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 当然不包括奴隶) 的多数决议具有最高权威。
城邦间通过文化或贸易交流进行联系，如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赛会及共同的神庙集会。
希腊的城邦制度，为知识阶层提供了比较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使“每个人都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并非从开始就约束于家长制那种自然的伦理下”，并“通过个性的多样化差异和对多种多样化差异的扬弃”[4]形成了希腊精神的特征：追求真理与美。
2.2 民主与科学内在关系科学和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双生子，也是支撑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就本性而言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认识，是对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界提供指导；民主的实质是人对自身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认识，是人类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结果。
科学要求充分尊重自然、实事求是，尊重他人的见解和观点，不迷信权威，唯真理是从，这种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尊重个人在客观事实面前的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
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民主所倡导的自己决定自己、自己支配自己，确保个体的自主性和对个人权利选择的尊重是一致的。
所以说民主与科学在尊重他人权利、尊重事实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科学的繁荣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民主的进步需要科学来指导。
从科学与民主的进程来考察，可以发现民主与科学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存在着俱损俱荣的密切相关性。
在历史上，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造就了科学的繁荣，而中世纪基督教的高度专制统治窒息了科学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则是随着教会专制制度的衰落而发展起来的。
我国古代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的两个繁荣时期(春秋战国和宋朝)都是专制制度相对薄弱的时期。
科学是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上的民主，而民主也可以认为是在某些群体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合乎科学规律的运作。
从两者的发展进程来看，它们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整个发展的过程是具有一种内在统一性的。
从上诉可知，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政治干预。
科学是一个探索自然真理的过程，需要一个各个观点都能发表探讨的环境，才能确定出真理的所在。
而民主是一种体制，真正的民主是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各自的看法，这正好是一个符合科学发展的环境。
2.3 李森科事件中的民主与科学关系而从李森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政治分裂、冲突、恶性交融的原因是科学真理的永恒性与阶级利益暂时性的对立。
因为以瓦维洛夫为代表的科学遗传学家的几乎所有成就，都对斯大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斯大林创立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反证。
[5]与此相反，李森科“米丘林生物科学”梦呓，不仅适应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尤其适应了斯大林正在进行的社会试验和正在确立的社会秩序。
从这可知斯大林是把个人意识形态强制使用到科学上，即是一种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典型做法，也是一种极为不民主的行为，致使科学研究发生歪曲，破坏了科学求真的过程。
在苏联斯大林、李森科将自己的“学说”夸大为一种哲学体系，使之赋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因此，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功利，即完全服从于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