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民族性格中“耻”文化的影响力概要

课程论文浅析日本民族性格中“耻”文化的影响力科目院系级别学年学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完成时间浅析日本民族性格中“耻”文化的影响力摘要：“耻”文化在日本的文化中认同度很高，它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而且日本的“耻”文化也引发了众多关注与评论。

多方面了解日本的“耻”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对研究日本有很大意义。

关键词：日本耻文化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是某一民族在自身民族形成与发展中，在争取生存的实践中所逐渐凝聚起来从而形成的普遍性观念和稳定的心理状态。

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该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心文化。

日本的耻感文化要求人必须具有“不允许有不愿意”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种文化心理、文化形态的形成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交织。

中国文化的输入给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对日本文化的整合，但中国文化中抽象精神的素质并没有为日本文化所真正消化与吸收，导致了日本民众在心理上和社会生活中的自反对立性，即对悲怆、苦难、残缺、死亡等自然性的绝对服从折射出了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

一、日本“耻”文化的提出提出日本文化是“耻”文化的学者是本尼迪克特。

1944年，第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西方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首次提出了“耻”文化的命题。

其观点至今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耻”文化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尼迪克特从日本人性格的两面性出发，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指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就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而“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文化，即控制日本人的日常行为的规范是“耻辱感”。

“耻”文化是决定日本人思维与行动方向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也逐渐成为日本民族的特征，并不断得到强化和推广，成为日本的文化积淀。

二、日本“耻”文化的实质日本社会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自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即以内沼幸夫为代表的羞耻文化论。

这种观点在“给与被给的相互性对羞耻”、“自律性对耻辱疑惑”和“自发性对罪恶感”的三层对立模式框架内，认为日本文化中的“耻”实际上是以羞耻为主要构成要素，且涵盖了另外两个层面，即耻辱和罪恶感，具有多重性特点。

由于日本独特的社会背景与文化传承，“耻”被突出地强调出来，日本的思想家以及许多知名学者都强调“知耻”是道德的重要组成因素，因此，“耻”就成为了日本的文化中心。

“耻”文化，就是异常重视自己的面子，强烈在意世人的眼光，即不是靠对错、好坏、善恶、雅俗等决定是否行动，而是凭借世人怎么想、怎么看、怎么评价来推测他人是如何判断的，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是“耻”文化。

日本人对神的善恶意识很淡薄，在不道德的行为方面，对社会的羞耻意识却很强烈。

对日本人来说，与受到神的惩罚相比，受到来自人类社会的惩罚更能约束自己的行为。

也就是说，约束日本人思维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并非对上帝的良心，而是世人的耳目。

真正的“耻”文化会促使人在外界强制力的基础上做善事。

羞耻可以成为巨大的强制力，但是，要感到羞耻需要有人在场或者至少确信有人在场，即使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能强烈意识到有人存在。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纵然是恶行，只要不被世人所知，就无需担心。

在“耻”文化中，日本人没有向别人坦白倾诉的习惯，甚至对所谓的神灵也是如此。

因此，一些宗教仪式或是祭祀典礼中对神灵的祷告，与其说是赎罪不如说是在祈祷幸福。

耻辱感培养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

日本人对于公开场合的嘲笑、讽刺和批评极其敏感，即使极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使他们觉得这是对人格的侮辱。

被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嘲笑作为原动力，不断完善自我，从而消除外部的嘲笑。

另一种是轻视自己或者欺负他人。

轻视自己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

欺负他人也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是欺负第三者，以此宣泄心中的仇恨。

因此，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是能够忍受被欺负的和擅于欺负他人的典型的人。

三、日本“耻”文化的形成原因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共同体意识、等级序列、中国儒教和对权威的认识。

此四点也是日本“耻”文化的形成原因。

（一）从共同体意识看从日本的历史发展中看，他们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并且承认历史遗产贫乏，曾经拜中国为师。

在秦汉时期，日本人就从中国学会了种植稻谷，从而产生了稻作文化，而种植水稻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协调，就形成了初步的村落共同体，要求个人与集体中的其他人步调一致。

再从日本的地理环境来看，日本由本州岛、四国、九州岛、北海道等四个大岛及其它小岛构成，四面环海，资源匮乏、生活条件险恶、可耕地面积少、地震多发，这些客观环境使得日本民族在自身形成与发展中，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对抗恶劣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繁衍的日本人心中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对集体、对国家的强烈的归属感。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原因，养成了日本人一种基本观念——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意识下，日本人很害怕与一起生活的人分开，比起强烈地凸显自己，他们更喜欢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经常操心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有自觉回避和他人不同行动的倾向。

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努力不断和他人取得平衡、一致，潜意识接受他人影响，考虑、担心自己是否给别人带来麻烦。

在集体型的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处集体中得到认可，而日本社会是典型的集体社会，因而每个日本人都十分在意所在集体对自己的认同情况。

当他们做了错事或产生坏影响无法挽回时，内心便会产生一种羞耻感。

（二）从等级序列看等级是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

公元7世纪，日本借鉴没有世袭等级身份制度的中国的生活方式，并对其进行了修改，使其能够适应自身所固有的等级制文化。

日本人的“知耻”意识最早是在幕府初期的镰仓时代，即公元12世纪前后被明确提出的，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的阶级和世袭等级身份制度明确的社会，日本人习惯性地将这种身份的区分奉作生活准则。

发展到17世纪的江户时代，社会等级结构主要表现为士、农、工、商构成的身份等级制度，在这个时代，统治者对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作了详尽的规定。

在阶级和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下，各个等级被要求严格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条例进行活动，每个阶级讲求伦理之道，人人各司其职、恪守本分，不得有丝毫的逾越，如果逾越就是耻辱，这种耻辱相较于被冒犯者的耻辱而言，冒犯者的耻辱更甚。

因此要求日本民众一切行为必须按照身份规定所为，这种外在的约束力导致了耻感文化的发生。

（三）从儒教看儒教自公元5世纪传入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统治阶级并不要求儒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因此，儒教并未能独立地发展。

在17世纪的江户时代，由于政治等原因，儒教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开始发展起来，并进入了全盛期。

日本文化属于“儒学文化圈”的范畴，日本的“耻”是从中国儒家文化“礼义廉耻”中解析出的一个单一的文化元素。

中国古人把廉耻看作立身之本，廉耻是规范自我行为的，是道德范畴。

儒家核心是“仁”，其中包括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教养。

传统的中国人恪守成家立业、功成名就的思想。

追求名利的思想驱使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家族、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

日本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引进了中国廉耻观，并对礼、义、智、信、忠、孝、节、义等其他单个文化元素进行加强，而由于其历史发展进程和所处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却放弃了“仁”这个统领儒家道德体系的灵魂。

日本人逐渐趋于把名誉看得比正义、责任、情操等更为重要。

他们只关心自已的行为是否为周围人接受，尤其是共同体成员。

如果周围人不接受自己的行为，多么正义的行为也坚决不做；如果周围人接受，多么残忍无耻的行为也不会踌躇。

（四）从权威看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属下应在首领面前尽可能贬低自己的价值，面对上级需要卑躬屈膝，内心怀有无限谦卑的情感，加上对首领权威的推崇及对其想法的追随、依赖构成了日本社会中，部下、晚辈、地位低微者行动的绝对准则。

在日本家庭中，即使父母有不道德、不正确的行为，作为晚辈要“视而不见”。

这被认为是子女、晚辈必须履行的义务。

以父母有错不值得尊敬，或是父母的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幸福等作为理由, 抵抗或抛弃父母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日本人对权威的无条件追崇还表现在对天皇的忠诚方面。

日本人重视君臣戒律，“君不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价值。

虽然在今天的日本对天皇的追崇不似古代或二战时那般狂热，但是对于日本天皇，从存在以来，日本民众便将“效忠天皇”的“忠贞”思想一直传承下来。

即便今天，日本首相在就职前也必须要得到天皇的承认。

虽说这只是法定的形式而已，但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同样，如果就职前的首相对天皇、皇室表现的不够尊敬，或是没能顺利的受到天皇的认同，那将是极大的耻辱。

四、日本“耻”文化的表现“耻”文化对日本社会的表现，主要集中在武士道和自杀两方面。

（一）武士道日本的“耻”文化，与其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相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

“耻”文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

历史上，日本是一个武士社会，武士视名誉为生命。

为了维护名誉苛刻自己、让自己受苦的的行为, 即使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也仍然会倍受尊敬。

对武士来说，背负责任和完成任务是最重要的，他们怀有的是“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

如果武士受到挫败，尤其是这种挫败给周围人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必使武士感到极大羞耻，当这种羞耻感被无限制地放大，他们常常选择自杀。

他们认为自杀是消除生前之耻的最好办法，也是谢罪的唯一方法，同时世人也不再深究他的所作所为，也能保全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起源于公元9世纪的平安时代，但直到在17世纪的江户时代才有初步发展，武士道的思想糅合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的“生死一如”和视天皇为信仰的思想。

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武士道是一种极端化的“耻”文化的表现。

（二）自杀在日本，佛教的很多观念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日本人对生死的看法，特别是禅宗无常的生死观念对日本人的影响很大。

“禅”的思想使日本人产生“耻”的意识，从而选择自杀的方式规避“耻辱”。

日本古代著名的“四十七士”（又称《忠臣藏》）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故事说的是地方大名浅野在负责指导仪式的幕府大名吉良的恶意构陷下，在主持国事仪式时穿上了完全相反的服装而当场出丑，浅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当场刺伤吉良后剖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