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效益_标准_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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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 第4期
2010年4月地 理 研 究GEO GRA P HICAL RESEA RC H Vol 129,No 14Apr 1,2010
收稿日期:2009208211;修订日期:2009212215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专项;贵州科技厅基金项目黔科合J 字[2008]2217;贵州科技厅社
发项目黔科合SZ 字[2009]3034
作者简介:赵翠薇(19682),女,贵州大方人,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方面的科研与教
学。E 2mail :zhaocuiwei @sohu 1com
生态补偿效益、标准
———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赵翠薇1,2,王世杰1
(1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550002;
21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阳550001)
摘要: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补
偿效益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优化
选择补偿区域和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提高补偿效益的关键,机会成本是应用较广的确定生态补
偿标准的方法,不同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损失的机会成本有差异。我国对区域差异关注
较少,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户的真实成本,存在补偿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
区域实施补偿等问题,补偿资金利用效益较低。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在生
态补偿效益、促进环境保护积极性等方面效果较好。针对我国目前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生态补偿;标准;效益;启示
文章编号:100020585(2010)0420597210
1 引言
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全球近2/3的生态系统质量不断下降[1],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外部经济性和公共物品特性,存在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的不对称,容易导致供应不足或过度开发,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保障其有效供应。生态补偿将环境的外部性和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真实的经济激励[2],是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3],受到广泛关注,已有多个国家实施了生态补偿计划,如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计划、墨西哥的森林水文服务补偿计划、欧盟和美国的农业环境政策、我国的退耕还林计划和生态公益林补偿计划等。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问题,生态补偿的目的是在资金约束条件下获取最大的环境效益[4],因此,补偿标准和因补偿而增加的生态服务是关键[5],直接关系到补偿效果和补偿者的承受能力[6],生态补偿标准及补偿效益成为研究热点。 由于多数生态服务不具备空间替代性,而各区域实施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经营管理成本及损失的机会成本差异较大,生态效益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7,8]。生态系统经营者作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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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的实施主体,其行为方式是预期生态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在自愿原则下,生态系统经营者作为“经济人”,利用土地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成本补偿是最低要求,否则会由于补偿不足或超过使用者的支付愿意而无法实施[9]。因此,补偿标准至少应高于成本,但目前国内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空间差异性关注较少,难以反映环境保护实施主体的真实成本。文章拟通过文献综合分析,探寻我国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及经验,提出生态补偿标准设计的理论框架,对于实现生态补偿项目的环境目标、提高生态补偿效益,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重要意义。
2 国外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及实践
国际上对“生态补偿(ecological compensation)”比较通用的名称是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或生态效益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 benefit, PET),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生态补偿比生态服务付费的内涵更为宽泛[10]。国际上注重生态补偿效益及补偿标准的空间差异性研究。
211 补偿标准的理论范围
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外部性是指某人没有直接参与某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消费,却从中获得收益或为此付出成本[11]。当生态系统经营者采取森林保护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土地利用方式时,获得的利润低于将森林转化为耕地或牧草地的收益(图1),同时提供了清洁的水源、生物多样性及碳储存等生态服务,但这些生态服务价值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环境保护具有正外部性,生态系统经营者的个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个人效益低于社会效益。如果不对生态系统经营者由于实施森林保护而损失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就会导致生态服务产品供应不足。
来源:Pagiola,2007
图1 逻辑上生态服务补偿
Fig11 The logic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ource:Adapted f rom Pagiola(2007)
庇古和科斯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应用表现为生态补偿,即通过对生态系统经营者的经济行为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和丧失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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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除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偏差,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以,最低应补偿由于提供生态服务而丧失的机会成本,最高不能大于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逻辑上生态补偿标准应介于损失的机会成本和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之间[2](图1)。212 补偿标准的研究
21211 补偿对象的选择 由于生态服务具有明确的空间性,只有选取成本最低和通过补偿才会提供生态服务的对象进行补偿才可能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12]。Alexander等在哥斯达黎加保护区毁林率的研究中,假设不实施保护的情况下,预测保护区可能发生的毁林率,并将预测毁林率与现实毁林率作比较,结果发现区位条件与由于采取保护措施而降低的毁林率密切相关,接近中心城市和国道的毁林率降低幅度较大[13]。Wünscher等认为缺乏空间差异的补偿必然会导致效益损失,选取提供的生态服务、毁林风险以及提供生态服务的成本三个指标研究生态补偿效益,结果显示按照成本的空间差异来配置补偿资金,补偿效益会大大提高[14]。可见,提高生态补偿效益,有必要进行区域选择。
21212 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 效益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生态补偿效益应当对获得的生态服务和丧失的机会成本作对比研究[15],生态补偿标准可以按照提供的生态效益(效益型)、提供的成本(成本型)或两者的综合在空间上的差异为基础计算[14]。在国外已广泛开展生态服务及其价值评价研究,Daily等从生态学基础的角度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16],Co 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17类,从经济学角度估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货币价值[17],2001年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2 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福利影响的多尺度综合评估[18]。由于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价方法及结论争议颇多,将其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不具备可行性,但对人类重新认识生态系统价值有重要意义。
机会成本法是被普遍认可、可行性较高的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19]。Macmillan等在苏格兰的研究结果表明,新造林生态补偿标准与新造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无关,与机会成本直接相关[20];Pagiola等在尼加拉瓜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而实施的引导牧区造林计划的研究中,补偿标准也考虑了造林牧区具备产出能力以前农户损失的机会成本[21];Wünscher 等对哥斯达黎加的研究中,根据毁林后最可能的土地用途,将牧草地净收益作为农户的机会成本[14]。机会成本是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关键,可将土地价值作为其上限,而土地价值受土地覆被、土壤质量、坡度、气候、道路等的影响,因此机会成本随着土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而发生变化[22],具有区域差异性。
受偿者的需求和补偿者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愿是生态补偿的决定性因素,故补偿标准还应考虑生态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受益者的补偿能力和支付意愿通过博弈最终确定[23]。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 hod,CVM)被认为是评价公共物品和生态服务价值最有前途的方法之一[24],由Davis于1963年首次提出并应用,它是在假象市场中引导受访者说出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 TP)或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2 cept,W TA)的货币量,从而得到公共物品非使用价值的一种研究方法[25],在发达国家应用广泛。Satto ut等运用条件价值法研究黎巴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保护雪松遗产地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两者的支付意愿均较低,城市居民的户均年支付意愿高出农村居民20美元[26];人们对于不同区域的生态服务类型偏好并不相同,Estelle等使用选择试验方法研究哥斯达黎加当地居民和外国游客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保护的补偿偏好,结果显示,外国游客和本地居民对生态服务都有积极的支付意愿,但在支付偏好上,更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