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1991年对15岁以上94万人群抽样普查，高血压标化患病率为11.26％，与1979－1980年相比，10年间患病率增加25％。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至2020年，非传染性疾病将占我国死亡原因的79％，其中心血管病将占首位。

为了遏制这一心血管病高峰的到来，保证人民健康，保证下一世纪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高血压病的防治，积极治疗高血压病患者，同时控制整个人群的血压水平，已刻不容缓。

为了迎接这一严峻挑战，更新知识，进一步提高高血压防治的科技含量，卫生部、中国高血压联盟组织国内行政管理、预防医学、心血管、肾脏、内分泌和妇产科专家，共同讨论、总结、分析近年来国际、国内高血压病的防治经验及流行病学、大规模临床试验的科研成果，参考《1999WHO/ISH高血压处理指南》和《美国预防、检测、评估与治疗高血压全国联合委员会第六次报告》，撰写《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对我国的高血压病诊断、治疗标准进行自1959年以来的第五次全面修改。

目的是根据我国当前的条件和国际上的共识，指导内科及心血管专业医生防治高血压病。

治疗高血压的目的不仅在于降低血压本身，还在于全面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病危险是多因素的，因此，高血压的治疗还应包括影响高血压患者的其它危险因素的治疗。

虽然严重高血压造成的死亡率和罹患率最高，但人群中轻、中度高血压的影响面最广，故防治应以此为重点。

在高血压的诊断和分层方面，本指南采纳了《1999年WHO/ISH指南》的标准，使我国的高血压防治既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经验又与国际接轨。

高血压是多因素疾病，临床治疗中应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遗传、社会和个性背景，因人而异地作最佳选择。

本指南仅供原则性指导，非指令性规定。

国外高血压病的流行趋势
回顾国外高血压流行病学的演变历程，分析其规律，有助于我国制定防治方针。

发达国家高血压及心血管病学的演变历程
发达国家中，高血压及心血管病的流行情况随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1期又称瘟疫期。

在工业化发展之前，生产、生活水平不高，人群中的主要问题是传染病、饥荒和营养缺乏，心血管病仅占5％－10％，主要为风湿性心脏病。

第2期随着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传染病认识的深入和治疗的改进，上述疾病发病率下降。

人口平均年龄增长，饮食结构改变，盐摄入量增高，以致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损害和出血性脑卒中患病率增加。

因高血压病未能有效控制，人群中10％－30％死于上述心血管病，如目前的非洲、北亚和部分南美地区。

第3期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增加，生活逐渐富裕，食物中脂肪和热量增加，交通发达，体力活动减少，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提早出现于55－60岁的人群，动脉粥样硬化的死亡占35％－65％，人群平均寿命下降，如东欧。

第4期由于认识到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等心血管病是公共卫生问题，号召全社会防治其危险因素，随着医疗技术和药品不断进步，动脉粥样硬化的死亡降至50％以下，且多发生于65岁
以上人群，目前北美、西欧和澳、新等地区和国家正处于此一阶段。

发展中国家面临心血管病大流行
多数发展中国家亦基本上按上述四阶段发展。

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使出生率与平均寿命同步增长；加之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增加，足以购买各种食物，但平衡膳食，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知识不够普及，摄食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过多，体力活动减少，生活节奏紧张，吸烟、饮酒无节制，遂使心血管病成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死亡原因。

预测心血管病将在亚洲、拉美、中东和非洲的某些地区大规模流行。

印度1990年非传染性疾病占总死因的29％，据预测至2020年将升至57％。

中国将由58％升至2020年的79％，其中心血管病占首位。

20年后，心血管病将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其中主要是脑卒中和冠心病。

我国高血压防治的基础、策略和任务
1959、1979、1991年我国卫生部、医科院三次组织全国性血压普查，了解我国不同时期的高血压流行趋势，为不同时期制定防治方针提供了依据。

1969年阜外医院在首钢建立了第一个人群防治基地。

70年代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能够经受长期、动态监测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的防治基地，为我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研究、流行趋势的监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防治方案的探索建立了良好基础。

其后在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合作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对比研究和中国心血管病人群监测研究，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80年代至90年代初，作为国家“七五”、“八五”攻关课题，国内20个单位协作，对南、北不同地区的10余个人群进行心血管病发病、死亡和危险因素监测，发现近10年间多数队列人群平均血压、血清胆固醇和体重指数上升，认定影响我国高血压的发病因素是：基线血压偏高、超重和饮酒；血清胆固醇偏高为脑出血发病危险因素之一；肯定了钠与血压的正向相关关系，还证明血压升高是我国心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在此期间，还在7个城市开展了控制高血压、吸烟、高脂血症和增加运动等危险因素的干预。

5年后，干预队列人群脑卒中发病率下降约50％，死亡率下降约45％。

在儿童时期开始预防成人高血压的战略研究当时已提上日程，经北京、上海的8个地区共2万余名儿童、青少年人群的调查，初步提出小儿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高血压病家族史、高盐摄入量和肥胖，并对近二万名易患儿童及青少年进行了历时5年的早期干预和一级预防研究。

90年代初作为国家“八五”攻关课题，在北京、上海、长沙和北京房山区农村和首都钢铁公司的二个分厂进一步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防治。

4年后，研究证明以控制高血压为主要手段，以及经常性强化健康教育，可以改变社区人群行为危险因素水平，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作为“九五”攻关课题“我国心血管病发病趋势预测及21世纪预防策略研究”，继续监测我国不同地区1991年以后的变化趋势。

此研究尚在进行中。

值此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疾病谱变迁的宝贵资料，不但丰富了心血管病随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而变化的规律，而且我国的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及据此制定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更为发展中国家的心血管病的控制提供了借鉴。

90年代，我国更加重视高血压的群体防治工作，制定了《全国心脑血管病社区人群防治1996－2010年规划》，1997年起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以高血压防治为重要内容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示范点，1998年卫生部正式确定每年的10月8日为“全国高血压日”，在全
国范围内掀起了防治高血压宣传活动的高潮。

在科研方面，60年代初提出的中西医结合高血压的快速综合治疗，已充分认识到高血压是身心疾病，是医学领域内实行医学模式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成功范例。

80年代起，我国围绕高血压的防治，组织了“上海硝苯地平降压治疗临床试验”、“中国老年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临床试验”、“卒中后降压治疗临床试验”等多项大型临床试验，与新西兰和日本合作完成了“血压、胆固醇与东亚的脑卒中”研究，为我国心血管学的循证医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过20余年建立的高血压防治基地和队伍，将为下世纪我国的高血压防治提供有力的保证。

目前的严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98年我国脑血管病居城市居民死亡原因第二位，在农村居首位。

按年死亡率每10万人口分别为138和113，全国每年死亡超过100万，存活的患者500－600万，其中75％以上留有不同程度的残疾，造成个人、家庭、社会的沉重负担。

国内外大量研究已证明，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高血压。

如前所述，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10年间，人群的体重指数、血压、血清总胆固醇水平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全面上升，冠心病死亡率已呈现上升趋势。

1991年普查显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已达11.26％，较1979－1980年10年间增高25％，即90年代初，我国已有高血压患者9500万。

据1996年调查，这种升高的势头仍在持续。

1991年的普查显示，高血压的知晓率城市36.3％，农村13.7％；治疗率城市17.4％，农村5.4％；控制率(经治疗收缩压1980年与1994年两次全国成人糖尿病及糖耐量减退普查，后一次患病率为前一次的2.6倍(两次年龄范围不完全相同)。

1984年及1996年两次普查的成人吸烟率亦明显增高。

从1982－1992年城市人口超重率增高53.6％，农村人口增高40.0％。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如不加以有效干预，预计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的发病率、死亡率仍将继续增高。

我们的对策
防治高血压是防治心血管病的关键。

在积极治疗高血压病人的同时大力开展一级预防，因地制宜地进行群众宣教，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能力，自觉改变行为危险因素，努力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降低全人群的血压水平。

我们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努力在下一世纪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降低心血管病的威胁，遏制心血管病的上升趋势。

根据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国情，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社区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