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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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 l.23 2003年2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 niversity fo r N ati onalities(H 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eb.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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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

黄彩文

(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摘 要: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从而使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分布发生了改变,同时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

关键词: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特点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3)20093203

明代是云南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时期,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从而使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分布发生了改变,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时,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确立了云南与祖国内地一体化同步发展的趋势。

一、影响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因素

11屯垦。明朝在云南主要采取军屯制。明初平定云南后,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二月建立了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但由于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民族构成、社会现状、经济发展程度都与内地存在着巨大差异,若直接向当地少数民族征派赋税徭役,很可能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从而使得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难于推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朱元璋在云南各地大量设立卫所,广为驻军,开发生产,凡“新附州城,悉署衙府,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之下,先后有来自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南京、陕西等都司的官兵大约27万人携家带口地来到云南以卫所的形式定居屯垦。[1]至万历年间,云南已有云南左卫、右卫、前卫、后卫、广南卫、宜良守御所、安宁守御所、易门守御所、杨林守御所、武定守御所、木密守御所、凤梧守御所、曲靖卫、平夷卫、越州卫、陆凉卫、马隆守御所、定雄守御所、十八寨守御所、临安卫、通海守御所、新安守御所、景东卫、楚雄卫、定远守御所、姚安守御所、中屯守御所、澜沧卫、鹤庆守御所、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蒙化卫、永昌卫、永平守御所、猛林寨、姚关、右甸守御所和腾冲卫等40处卫所。

除了积极发展军屯外,明政府还从内地大量移民到云南开展民屯生产,作为军屯的补充。据有关史料记载,仅洪武二

十五年,沐英就从南京迁移30余万入云南。[2]谢彬在《云南游记》中也有“中原人民之移植于云南者,又不下数十万人”的记载。[3]

其次,明政府还在云南实行商屯。《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云南的商屯一般设在卫所附近,这些商人大多为来自内地的客商,他们从内地招募流民和贫苦农民,到云南边疆垦荒种粮,并将收获的粮食跟官府换盐贩卖,从中获取高额利润。[4]

大规模的屯田使得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有了共同的居住区域,规模化的农业开发奠定了汉族移民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这就保证了汉族移民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性而不被融合于其他民族。而相对于封建领主制经济、奴隶制经济而言,更能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地主制经济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则又对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这又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

21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对滇王、夜郎侯、仍赐王印,使复长其民”,确立了“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明代,羁縻政策发展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土司制度,“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4]土司制度从形式上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直接纳入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保证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由于土司制度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割据性,“以古老部落基础为范围的土官统治区域内的人们,长期以来,结成了一个强烈排斥外来力量的地方集体”,[5]“随着土司统治的强化,各级土司为了保持其半割据的政治地位,往往有意抵制汉文化的影响,提倡保留落后习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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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收稿日期:2002-10-05

作者简介:黄彩文(1970-),男,云南省永胜县人,云南民族学院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2000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及民族史研究。

越来越显示出它对社会生产发展以及民族交往的阻碍作用。例如在丽江,沐氏土司自设关隘,规定“出入者非奉沐公命不得擅行”。[7]正是由于土司制度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人民的交流,影响到了统治阶级在云南的统治,所以从明末开始,中央王朝在云南受到了汉族移民文化冲击、地主经济开始发展起来的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

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鹤庆土府改流,此后寻甸土府、广西土府、武定土府、顺宁土府相继改流。一方面,改土归流是在土司影响式微的地区进行的,反过来改土归流又进一步重创了土司制度,打破了民族、地区之间的壁垒,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总之,明政府在云南开展的大规模垦荒屯种,使得大批汉族移民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随之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中原文化、儒家学说、农业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云南向前发展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王朝的这些措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而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二、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

11大量的汉族人口入迁云南,改变了云南民族人口构成,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从秦汉时期开始,虽然不断地有汉族由于屯垦、戍边、战争等原因进入云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生产和生活,但由于这些入滇汉族的人数与当地民族相比处于劣势,因此在元以前,他们大多在与各少数民族错杂而居、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融合到了当地民族之中。虽然汉人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云南各族社会,但却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8]元代,由于封建中央在云南建立行省,派驻部队,修筑驿道,逐渐消除了云南与中央王朝自南诏、大理国以来的隔阂,使得两者之间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广泛、持久地开展起来,而进入云南的汉族也得以保持其民族特点。但元代时的汉族在云南人数不多。如前所述,明代为稳固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活动,大量士兵的进入使得云南民族人口中汉族的比重不断增加,据有关学者研究,本时期有大约80万的军士及其家眷因为屯田戍守而进入到了云南并定居下来,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汉族因为谪贬、商屯、民屯、出仕、经商、教学等原因而来到云南,到了明末天启年间,云南许多地区已是“汉多夷少”,[1]云南汉族已达294万人左右,成为了云南最主要的民族群体。[1]这些汉族人口构成了今天云南汉族之基本。明清时期的有关书籍在谈到本地汉族时多说其发轫于明代屯军。例如马龙“所居汉人杂处。汉人系马隆所军籍,皆中州人。明洪武年随征从越州卫调拨,世其居焉”。

21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格局初步形成。汉族的进入,打破了云南土著少数民族原有的分布格局,形成了今天云南各民族“汉族靠内”、“少数民族靠外”,“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从宏观来看,明代的卫所主要分布在滇池、洱海两大区域和珠江上游今曲靖一带,其余则沿滇川、滇黔、滇缅、滇越四大交通干道而分布。这些卫所机构例如云南左右前后中卫(云南府城)、曲靖卫(今曲靖市)、临安卫(今建水县城)、楚雄卫(今楚雄县城)等成为了汉族移民到达云南的最早定居地,并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云南汉族的基本分布格局,那就是主要居住在腾冲、保山以东,景东、红河以北,同时通过在交通沿线设立的驿站、军堡和军哨,并且随着云南社会日趋稳定及人口增加开始向边远地区如思茅、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拓展。在汉族南移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则不断地压缩,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红河以南的边疆地区,同时在靠近内地地区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共处。从微观来看,汉族移民与白族、傣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城镇、坝区、干线要冲,而其他少数民族如彝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但在云南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几个民族杂居。每一个民族在拥有自己的一片聚居区的同时,周围都有其他民族居住,汉族移民实际散处于云南各族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呈现出在云南广大地区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存的态势。

31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汉族移民的散处分布,打破了云南当地民族原已存在的相对固定和完整的民族地域,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趋势。[1]例如明代中期的澄江府“郡多 人,而汉人杂处其间”;新兴州(今玉溪)“州中夷汉杂处”;曲靖府“郡中亦夷汉杂处,列屋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 ”;北胜州“近城皆汉 武人杂处”。这样汉族和云南当地少数民族同居村落,贸易往来,互相学习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逐渐形成了“夷”、汉各族共同杂居而密切联系、水乳交融的局面,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提高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汉族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纺织业等技术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对少数民族产生重大影响,大大提高了长期闭塞的云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促进了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的接触和联系,改善了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夷”、汉关系更加融洽;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地从少数民族中吸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他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所以公元1620年前后成书的《滇略》描写云南各民族融洽相处的状况时说:“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亦蒸蒸化洽,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矣。”

41民族分化和民族融合现象十分突出。明代大量汉族人口移入并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从而使他们的文化发生了涵化而民族则开始融合。本时期民族分化、融合的一大特点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例如元代以前,滇中、滇东的平坝地区多为白族的分布区域。元以后,进入云南的汉人就多和白族在这些区域相杂居。例如曲靖府“列屋于府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 武人”;澄江府“郡多 人,而汉人杂处其间”。这些白族和汉族共同生产生活,或从事农业生产,或服务于公府衙门,在汉族的熏染下,从生活习俗到语言文化都和汉族相同,逐渐汉化而成为了汉人。现今,滇东、滇中大部分地区如曲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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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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